洪武年間，有一居民因“祖母病篤，遠出求醫”，情急之下，沒有申辦“路引”就出門了，結果被常州府呂城巡檢司盤查，發現沒帶“路引”，“送法司論罪”。
直到明代中晚期，隨著朱元璋體製的鬆懈，戶籍製度的人身控製逐漸鬆弛下來，社會才恢複了兩宋時期興起的流動性。
五位中年大叔確認，隻有這個宋朝，自始至終都沒有強硬限製社會的流動性。
看來宋朝人出行，不再需要通行證。城市是開放的，人們來去自由。
這一點讓五個中年大叔很是欣賞，他們相信自己的偽裝能力，他們都當路人甲、乙、丙、丁、戊好多年了，被邊緣化都習慣了。
五個中年大叔認真地看過北宋汴京風情長卷《清明上河圖》，他們發現，汴京的城門真的完全是敞開的，並無一個士兵把守來盤查出入的行人，好像也沒有城管之類的，小**或許有，但是對於這樣的人，他們可不怕，和這樣的人打交道都習慣了。
從相關的史料上看，當時大量的農村人口可以自由地湧入城市謀生，如那些遊方藝人，“村落百戲之人，拖兒帶女，就街坊橋巷，呈百戲伎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貲”。
讓他們高興的是，在史料上從未查到他們需要申辦通行證、暫住證，更未見他們被城市驅逐出來。
那個時候民工也是不少的。程頤說在汴京遊食的浮民“數逾百萬”，這個數字顯然有些誇張，但說“數十萬人”則是沒有問題的。
看來對於那些流寓他鄉的遊民，宋政府還是比較尊重他們的選擇權。
史料上寫著要求各州縣“毋得強逐”，允許不願歸鄉之人居留。流動人口隻要在流寓之地定居下來，有正當的職業，那麼到了編造戶籍的時候，便可入籍當地，這個宋代戶籍為每三年登記一次。
比如在南宋紹興年間，大批來自西北的遊民寓居南方，朝廷便要求諸路州縣政府，到了“造簿”之年，給予西北流寓之人入籍。
當時臨安府也有大量外來人口，“數倍土著”，其中不乏“富室大賈”。
紹興二十年，為臨安府每三年一輪的編造戶籍之年，這批外來人口也得以跟土著居民一樣，“推排等第，各已注籍”。
這個所謂“注籍”，即編入臨安“坊郭戶”戶籍；所謂“推排等第”，是指宋代戶籍製度的一個慣例：“坊郭戶”以家庭財產之多寡，劃為十等，作為確定征稅稅率的依據，富者多征，貧者少征或不征。
五位大叔還發現一件事情。在紹興二十一年，宋政府下了一道詔令，要求臨安府根據居民戶等，給下等戶蠲免“和買役錢”，這個“和買役錢”就是向城市居民征收的一項稅收，比垃圾處置費能高一點，又比城市增容費低點。
但是臨安政府一核算，覺得如果完全蠲免“和買役錢”，財政壓力很大，所以提出隻減免剛取得臨安戶籍的新移民的稅負。
結果，臨安府的土著居民鬧了意見，說這不公平，憑什麼啊？最後，朝廷采納一位官員的建議，“並與蠲免”臨安府土著與新移民的“和買役錢”。
五位大叔一盤算，咱們不求入大宋籍，但是當個民工之類的還是可以混下去的，不怕被趕走……嵌入式發展完全可行。
當然，這還是要做一係列的偽裝，別引宋人注目最好。
PS:怪了，好像點擊和收藏都好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