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波蘭國王強而有力的全方位支持，成功營造有利的社會輿論氣氛，武裝部隊的保駕護航之外，順利進行土地贖買政策的另一個大前提，就是國家必須擁有充裕的財政支付能力。
由於得到了克拉科夫王宮價值12億法郎的巨額寶藏；再加之歐洲猶太財團與商人於1811年開始，在10年之內，分攤購買的總麵值額高達50億法郎（折合100億茲羅提）的波蘭建設債卷，這使得德賽與斯彼蘭斯基最為頭疼的資金難題能夠順利解決。
另外，“農委會”的改革措施還有涉及其他一些重要方麵。
為有效管理翻身之後的農民，令其不能投靠或依附於原有主人，法令規定增設了鄉（鎮）公所與鄉（鎮）法庭。最初，這兩個鄉鎮機構不是由各村代表選舉產生，而是被政-府或軍隊強行指派的，那是德賽刻意強調的結果。直到5年之後，才最終放開鄉鎮的自由選舉權。
鄉（鎮）公所負責攤牌和征收捐稅及徭役，監督農民按時完成稅賦及徭役；代替上級傳達和貫徹法令，維持社會秩序。為保證公平，鄉（鎮）公所施行三人負責製，本地擁有土地與財產的鄉紳地主和貴族獲得一個席位；由華沙大主教集中培訓之後，重新委派的外地神職人員享有第二個席位；最後一個席位屬於擔當治安官的軍事警察或退役軍士……
在鄉（鎮）公所的三人團中，所有決議都施行一票否決製，防止鄉紳貴族相互間串聯，警惕心懷不軌的農民從中勒索，阻礙君主內閣對鄉鎮各項政策的施行。應該說，鄉（鎮）公所的成立與運作，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將行政治理權成功延伸到波蘭社會的最基層。
8月之後，斯彼蘭斯基和他領導的“農委會”推行的農奴製改革，開始真正觸動波蘭廣大地主貴族的核心利益，繼而遭到了最激烈反對。尤其是農奴主集中的大波蘭、盧布斯卡、庫亞維與羅茲等地區，鄉間貴族與農奴主，以及目不識丁的農奴們反對這一社會體製改革。
對此，斯彼蘭斯基請求雅克上校的情報部門予以通力配合，鑒別那些冥頑不靈的土地所有者，以及社會激進分子。不久，包括憲兵在內的武裝部隊開始頻繁調動，他們手執情報人員給予的黑名單，趕赴各個暴動的鄉村城鎮，以叛國罪名，堅決而果斷鎮壓每一個反叛者。
到9月下旬時，波及兩百多個城鎮以及鄉村的“武裝叛亂”已被國王的軍隊迅速及愛意平息，差不多數百名不於合作的鄉間貴族、農奴主，以及數千名實施暴力革-命的農奴和鼓動他們的激進分子，相繼倒在血泊中。
對於任何動搖國家根本的反叛者，無論他是激進派，還屬於保守派，德賽的做法簡單而殘酷，一律實施殘酷而徹底的鎮壓。比起在法國實施恐怖統治的雅各賓派，德賽的優勢在於他擁有軍隊的絕對效忠，較為寬鬆的國際政治環境，以及一大筆能夠收買人心的巨額資金。
盡管麵臨著重重阻力，國內各種抗議乃至武裝暴亂頻發，但1812年的波蘭的政局，在總體上仍保持穩定，終於度過了這段混亂不堪的時期，從而走向一個榮耀的新時代。
1812年10月下旬，等到農奴改革已經初見成效之際，斯彼蘭斯基接到遠在俄國戰場的德賽陛下的另外一項重要任命。不久，他被調離開“農委會”，擔當內閣國務大臣，繼而輔助首相科希丘什科，將波蘭的改革重點集中在行政、軍事、社會、經濟、司法等方麵。
1811年，德賽頒布了一道詔書，宣布在地方級別上成立過度“縉紳會議”，加強對地方的行政管轄權。縉紳會議不僅僅是一個吸收了地方各社會階層參與的議政機關，還被賦予一些行政管理功能：地方的通訊，交通，醫療，衛生，教育和慈善機構均由縉紳會議負責。
數年後，臨時的“縉紳會議”逐漸被取締，改為設立省、縣（市）兩級的自由選舉製度。允許公民代表參加當地議會與市政官員的選舉。按新的規定，省、縣（市）兩級議會與地方官員每四年選舉一次。對此，上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內，對於選舉結果不能予以幹涉，但巡回上訴法庭有權實施監督，並判定選舉是否有效。
至於選舉人與被選舉人的條件設置，不是依照之前的傳統慣例，以他們擁有的財產作為資格，而是效仿後世的美國，以個人或家庭的納稅數額作為選舉基準，從而保證城市的有產者--那些富有的企業主和新興的工人階層能有機會獲得議會席位，繼而將這些得益階層捆綁於德賽的馬車上。這一政策實施，確保了波蘭在未來10到15年內培養了一大批積極參政，又效忠於國王的中產階層，他們將是穩定國家政治秩序，營造經濟繁榮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