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農奴獲得解放很容易，德賽的一張詔書就能完成，就如同1807年的那樣。可問題關鍵是如何解決土地的分配，那些沒有耕種地的農民，為了生計，又不得不重新依附於他們原來的農奴主，再度委身為農奴嫂子別這樣全文閱讀。因為農奴的經營權是同他們的農奴義務結合在一起的。
對於存在波蘭近千年的毒瘤，曾有雅各賓派的激進分子反複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即效仿法國式的大革-命，實施血腥殘暴的土地革-命，可以方便快捷徹底解決這一社會難題。
然而，斯彼蘭斯基對此卻竭力反對，堅持認為這種看似合理的野蠻措施，不符合波蘭當前的內憂外患的艱難國情。如果將所有罪責統統歸於大貴族與農奴主的貪婪，顯然是極為不公平，且有失公允的，必須依照契約的精神，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斯彼蘭斯基曾在克拉科夫大學授課時，還做了另一番專題抗辯，他指出：“這些激進的愛國者的確找到了國家落後的正確問題，卻給出了一個極為錯誤的答案。如果這樣去做，勢必讓波蘭重蹈法國大革-命的混亂覆轍，陷入無政-府主義與官僚主義相互替換的深淵。
這些所謂的革-命，無非是一群不得誌的中下階層的暴戾分子，以血腥殘暴等手段，取代城市貴族與土地所有者，將他們自己打扮為新式貴族與統治者的一個財富掠奪過程。”靈域
等到革-命成功之後，新興的官僚主義者勢必會導致以低成本獲取社會資源，或者壟斷資源，進而獲得暴利，而這種暴利既不是通過競爭來獲取得的，也不是因為官僚資本創造了足夠多的社會財富，本質上是對其他社會團體創造財富的掠奪。所以，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的暴利，絕大部分是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實現的，而不是自己創造的。
因為官僚資本占有了超過自己創造財富的其他團體的財富，而這種財富並非通過技術進步獲得的有效財富，所以官僚資本主義必然導致社會整體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削弱其他資本的發展能力；必然降低經濟運行的效率；必然會損害社會公平，危害國家穩定，並將遲滯、阻礙社會的政治改革。可以說，它是最糟糕的國家資本形態，屬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
由於擁有德賽與軍隊的支持，斯彼蘭斯基在與革-命激進派的辯論中贏得了全麵勝利。
7月16日，斯彼蘭斯基奉德賽國王頒布的詔令，宣布在波蘭中北部地區施行農奴改革。斯彼蘭斯基提交了自己的做法，一個做最大限度地，使上層的封建貴族和下層的農奴都感覺滿意的方案：既在施行巨變的同時，也能維持國內的局勢安定，讓農奴以贖買的方式獲得土地或許當前的最佳選擇。總體來說，波蘭的農奴改革的主要核心為兩點：
一是，徹底宣布廢除波蘭境內的農奴製，農奴改為自由耕種民（農民），享受全部公民權，獲得法律與人格上的自由，包括自由遷徙、自主婚姻、改變職業、擁有財產、訂立契約等；農奴主（地主）不能出賣、典押、交換、贈送農民，也不能督促農民繳稅、服兵役的義務，更不能私設地下審判庭，動用私刑來懲處“犯錯”的農民，否則將遭遇國家公訴；
二是，規定全部土地為地主所有，農民按照規定贖買一小塊土地，依據土地的實際狀況，每個勞動力可以得到8到12公頃不等的可耕種土地。至於贖金的數額，為了防止惡意抬價，被圈定為該土地在1812年3月這一時期，地產平均交易價格的兩到三倍。按照法令規定，被解放的農民可以選擇支付全部，或是支付其中一部分；其餘數額可向“農委會”申請，後者以內閣政-府的名義，做有償債券的方式代付，而農民必須在30年內還清所有本息。得益於經濟的繁榮，絕大部分農民在10年之內，就已經償還或是被減免上述國家借款。
作為對國家暴力機構-軍隊（含治安部隊）的安撫與拉攏，得到德賽授意的“農委會”做出一項特別規定：所有農奴出身的波蘭籍士兵，其個人與直係家屬獲得的土地，對於他們支付原地主所有者的補償金，將有仁慈而慷慨的德賽陛下做統一償還。
倘若服役期超過5年（含5年），其間或是立功授勳，或是晉升軍官，或是不幸陣亡，或是重傷致殘……上述之人無須償還本息，土地歸其個人與家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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