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勇（2005）借鑒Feder模型對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FDI對中國工業部門具有正溢出效應，但我國企業對FDI技術溢出的吸收水平較低。
2.使用企業數據
外商企業根據引資來源劃分，可分為美資、日資、歐盟資本和我國港澳台資等。這些不同來源的資本，其技術的核心性、先進性和適用性都存在著較大差異，對我國企業溢出效應必然會有所不同。
許羅丹等（2004）通過對廣東省華資、歐盟、日資和美資四組外商投資企業的調查數據，根據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不同途徑，對比分析這些外商直接投資在產品水平、R&D投入、上遊產品來源、員工素質和培訓方麵對廣東省企業的技術溢出。
孟亮、宣國良（2005）分析不同來源的FDI在我國工業部門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差異，發現在經濟發達地區，港澳台外資產生明顯的技術溢出效應，而其它外資沒有表現出顯著的技術溢出效應。
總體來看，我國學者關於FDI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仍然是沿用國外學者相關研究所使用的模型及方法，在結論方麵也有共識也有分歧。且我國學者雖然針對不同區域進行FDI的技術外溢研究，但大多集中於東部，針對中西部地區的專門研究較少。
四、總結
FDI技術外溢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問題，外溢程度和外溢路徑具有明顯的國別差異性。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有關FDI溢出效應的研究，以外溢存在為前提，以局部均衡理論模型，分析MNCs對東道國壟斷產業的矯正效應；提出FDI溢出水平的高低取決於技術差距和外資規模的觀點；探討當地廠商和MNCs子公司的決策行為對溢出產生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研究者研究製造業技術外溢問題，還探討以銀行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組織技術外溢問題。不僅應用博弈論、策略論考察各種寡頭模型下技術外溢、廠商學習行為的規律，還研究技術擴散、邊幹邊學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證明廠商技術吸收的決策和產出增長依賴於資本市場的有效性。21世紀以來，針對轉型發展中國家的FDI技術外溢問題受到關注，一大批學者證明了FDI溢出類型、股權比例、行業競爭等是影響FDI技術溢出的重要因素。
同時，近年來一些經濟學者也對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與國內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從行業、地區、總體、企業等方麵研究了外國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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