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實證研究
FDI積極參與東道國的經濟體製改革，並對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產生重要影響。所以很多學者以東道國FDI技術外溢為研究對象，以FDI溢出類型、股權比例、行業競爭對技術外溢的影響為研究內容，進行大量的實證研究。
1.溢出類型對外國直接投資技術外溢的影響
實證研究表明，有關FDI在發展中國家水平溢出的研究結論差異較大。Harrison（1999）與Bulgaria（2001）分別在對捷克、波蘭的研究中，質疑在上述國家FDI水平溢出存在的可能性。但Damijan等（2003）卻發現，FDI在羅馬尼亞存在明顯的水平外溢，但包括捷克在內的其他六個轉型國家並不存在。而Kinoshita（2001）卻指出，捷克的研發密集型部門受益於FDI的水平技術外溢。
與水平溢出相比，跨國公司與發展中東道國供應商之間存在垂直溢出的證據相對充分。因此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本土供應商之間的接觸是技術外溢最有效的路徑。Schoors（2001）對匈牙利的研究、Blalock（2004）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都提供了有關轉型國家FDI存在垂直溢出的證據。
2.股權比例對外國直接投資技術外溢的影響
東道國政府限製外資股權政策的理論基礎是合資項目有利於FDI技術外溢。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股權比例與FDI技術外溢程度之間確存在關聯性。來自日本投資者（Fukao，2001）和在東歐、中歐投資的瑞典企業的經驗證據支持上述觀點。
但Caves（1974）選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兩國1966年製造業的行業橫截麵數據，發現加拿大製造業中當地企業的利潤率與行業內的外資份額正相關，而澳大利亞製造業中勞動生產率與行業內的外資份額也呈現正相關。
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製造業1972年的橫截麵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相同的結論。Javorik（2004）對立陶宛的研究表明，FDI垂直技術溢出與合資項目有關，與外國獨資項目無關。
3.行業競爭對外國直接投資技術外溢的影響
Blomstrm（1986）選用墨西哥1970-1975年的行業橫截麵數據，發現競爭加劇是導致溢出效應發生的主要因素。Kokko（1996）對烏拉圭也進行類似的研究，結論支持競爭是導致技術溢出效應發生的重要途徑的觀點。Sjoholm（1999）在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中發現，行業中企業競爭越激烈，跨國公司對當地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越明顯。
可以看到，采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數據，得到的結論是非常不同的。顯然，采用的理論模型、計量經濟分析方法及數據的時間跨度不同都會影響到最後的結果。且東道國企業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吸收FDI的技術溢出反過來也會影響到技術溢出的效果，這也是一些學者研究的模型中曾經提到並且值得深入一步研究的課題。
三、國內對FDI技術溢出理論的研究
（一）理論研究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吸收、利用FDI的數量和規模呈現高速增長趨勢，但我國對該領域的研究起步比較遲，基本是自20世紀90年代末期才開始。對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對外國學者研究結果的學習和總結，並沒有提出自己的理論。所以這裏不對國內學者的理論研究進行梳理。
（二）實證研究
我國對FDI技術外溢效應的研究起步較晚，理論上主要是對國外研究成果的學習，實證研究成為目前主要方向。近年來國內學者用不同的統計方法、統計指標和數據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做了大量的實證分析所得出的計量結果卻不盡相同。下文對我國學者近年來的實證研究成果做一個分類梳理：
1.使用行業數據
研究外商投資的溢出效應，從行業的層麵考察是一個常見的切入點。利用行業數據可以計量得出該行業內的外資企業對整個行業的溢出效應。
秦曉鍾、胡誌寶（1998）利用1995年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中采掘業、製造業、電力煤氣等39個行業的數據，利用擴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發現FDI產生正麵溢出效應，且這種外溢效應對內資企業工業總產出的貢獻甚至超過內資企業員工數量對內資企業總產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