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國有銀行積極放貸的傾向
眾所周知，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銀行國有化程度非常高，政策性銀行為國有性質自不待言，而商業銀行如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等也是由國家直接控股。當然，即使在世界範圍內比較，自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經濟效率，銀行的民營化成為一種發展趨勢，但全球範圍內政府對銀行的控製仍然高於其他的行業。問題在於，國有銀行、政治控製、行政補貼以及不良資產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相關的聯係。銀行因為是國有，所以可以通過任免銀行管理者的方式實行政治控製，而行政補貼作為國有銀行的一大經濟來源，也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控製方式。然而，基於政府領導者追求自身任期內的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等績效成果，趨向於要求國有銀行積極放貸；而國有銀行的管理者一方麵因為可以通過放貸行為掌握資金的分配權，另一方麵則因為放貸行為承擔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性目標，自然有行政補貼作為強力的後盾而高枕無憂，所以國有銀行的管理者也趨向於積極放貸。當然，雙方的積極放貸傾向演繹了投資拉動型的中國經濟在“追趕效應”階段的不俗成績，但不能忽略的是，在政治控製前提下的過度放貸所產生的不良資產無外乎產生兩大結果，其一是由行政補貼來負擔，即全體納稅人來為注銷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買單；其二是通貨膨脹，即過度放貸加上貨幣在市場上的“乘數效應”而使得貨幣供給過量，造成物價上漲又將是全民的福利損失。
六、結語
以上四種傾向之所以被謂之非理性，乃源於行政補貼的功能在於彌補市場機製的不足，即在單純的市場環境下動力不足的事項需要補貼來進行激勵，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以及以補貼解決市場機製不能自行解決的再分配公平問題。因此，凡是不以提高效率和保障公平為目標的行政補貼就是非理性的。本為一種激勵機製的行政補貼，若其實際運用反而形成國企的依賴和懶惰，上市公司以補貼彌補賬麵虧損，民營企業的不謀創造而求諸政治聯係，國有銀行無視風險的積極放貸，那便是在政府輔助市場不足的道路上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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