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揆不合情理的舉動，竊以為或許和他的同學們回到祖國後所遭受的冷遇與屈辱有關。幼童們在美的十年生活，變化何其深刻廣大。當這些已然西化的學子回到祖國時，卻意想不到地成了傳統的異端和同胞眼中的另類——清政府之所以中斷他們的學業，把他們全體急召回國，就在於衛道士們一再表示過的擔憂：幼童們沒把洋人的技術學好，反倒受了洋人思想的蠱惑。即便學成了技術，也將是滿腦子叛逆思想的危險品。與其這樣，不如連技術也不必學了。
因此，當幼童們一旦被強行中止學業，立即動身回國，就注定了他們不再是一個被政府信任和重用的群體，甚至，他們已然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祖國的雜種。或者，祖國和他們的關係，套用奈保爾的話來說，“祖國，於我是一個難於表述的國家。”對此，有著先見之明的《紐約時報》早就斷言過幼童們回國後將麵臨的尷尬：這些孩子已經學會了電報技術，而眼下中國政府還不準許在天朝聖國的土地上建設哪怕是一英裏的電線。他們已經學會了鐵路建設知識，而大清國剛剛拆除了國內惟一一條鐵路線。他們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著什麼，而他們要把這些危險的學問和念頭，帶回一個不負責任的獨裁政府那裏。
果然，當幼童們甫一抵達上海，立刻領教了祖國的冷漠與警惕——其情其景，就像你熱切地投入經年不見的母親的懷抱，母親卻閃身一旁，命令仆人搜查你身上是否暗藏利器，企圖行刺。
十年彈指一揮。當年離家時的小小少年，如今已是風華正茂的青年。撲麵而來的祖國，卻並非他們曾經想象過的熱忱與盛大。當幼童們在上海登上祖國大陸時，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灰色而肮髒的城市，尤其令他們意外和傷心的是：“曾經幻想有熱烈的歡迎等著我們，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國伸出的溫暖的手臂來擁抱我們。可是天呀，全成泡影。”碼頭擁擠的人潮中，既沒有前來迎接的政府官員，甚至也沒有他們的親友，他們的親友壓根兒就沒被告知，幼童們業已遠行歸來。惟一一個上船來接他們的人，是一個蠢笨如牛的仆役，此人沒有雇用馬車，而是雇用了一些獨輪車作為幼童們進城的工具。這樣，當獨輪車艱難地行進在從碼頭到城裏的漫長道路上時，幼童們中國人的黃皮膚黑眼睛，和身上的被認為洋人才穿的西服，以及分頭，都成為沿途市民圍觀取笑的絕佳素材。獨輪車通過法租界時，有些車輛沒有通行證，幼童們不得不下車自扛行李，徒步經過。幼童之一的黃開甲在寫給他的美國家長巴特產夫人的信中抱怨說：“在中國士大夫眼裏，這都是丟人現眼的事。”
更令幼童們悲憤的事還在後頭——他們難以相信的是，他們的祖國竟然把他們當做了囚犯。他們被一一點名之後，被一隊手持武器的清軍，押往上海道台衙門後麵一個廢棄了的書院關押起來。這所書院已廢棄十年之久，牆壁剝落，門窗腐爛，經年不息的黴味四處彌漫，每個人的床就是兩條板凳上擺一塊木板。黃開甲認為，即便是土耳其人的監獄，也要比這所書院整潔舒適。次日，正值中秋佳節，一些已獲知幼童們回國的家長，為久別的孩子備下了酒宴，但他們卻被繼續關押在求知書院，不準越雷池一步。在關押了四天之後，他們才又三人一組，由清軍押著，前往道台衙門向道台大人磕頭請安。去衙門的路上，兩旁仍然是看熱鬧和奚落的人群——那就是他們發誓要拯救的親愛的同胞。
上海的屈辱遭遇隻是一種暗示，即暗示著這些被祖國派往異國的孩子，他們已經不再被祖國所接納。幼童們返國之初，曾天真地幻想，政府也許會幡然悔悟，再送他們出國完成未竟學業，他們的導師容閎也為此周旋於政壇大佬之間。但這隻是一廂情願的事。而且，更要命的是，不僅上海道台對他們充滿傲慢與偏見，整個國家的肉食者們幾乎都與上海道台同一個鼻孔出氣。幸好，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還能清醒地認識到幼童們的價值，為此，這位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封疆大吏將大多數幼童安排到了他轄下的機器學校、天津水師和魚雷學校。
但是，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在幼童們回國直至大清滅亡的三十年間，絕大多數幼童都沒得到過政府的重視和重用；少數一些幸運兒，也隻能算是用而不重，任而不信。與其說這是清政府對幼童的鄙薄，不如說是一種業已因僵化而走向死亡的文明對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明所培養出的人才的不信任。如同一位被抱養在外，長大後返家的孩子，孩子想改變家庭的貧弱，但父母卻因看不慣孩子的生活方式與處事方式而懷疑他是回來爭遺產的。因此，在幼童們的青壯年時代，盡管他們滿腔報國之心，祖國卻不可能信任他們。好比一個目睹母親被人強奸的兒子，當他正要奮勇上前搭救時，卻遭到了父親不顧一切的阻撓。壯誌未酬的悲愴與鬱悶，乃是情理中的事。
然而，就像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一樣，一個人也無法選擇自己的祖國——你可以改變國籍，你可以僑居海外，但你的祖國卻是無法更改的，猶如祖國的英文名稱所暗示的那樣，那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如同血型，將伴隨你的一生。因而，盡管不被信任，盡管被視為喝狼奶長大的異端，但當這個腐朽的國家需要他們時，幼童們仍然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複返的悲壯回應了這個日薄西山的國家。其情其景，讓人忍不住有種向他們大聲斷喝的衝動：你如此熱愛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你嗎？
1884年7月，正當中法兩國因中國的藩屬國越南受法國侵略而爆發戰爭之際，駐守在福州馬尾的揚武艦軍官黃季良給他的父親寫了封情詞殷殷的家書。自從1873年作為幼童赴美，被朝廷召回又到嚴複任教的福建船政學堂讀書，黃季良與他在江南製造局當差的父親很少有見麵的機會。當是時，這位年僅二十四歲的軍官敏銳地意識到，隨著法國軍艦以保商為名進入閩江，中法之間的一場大海戰迫在眉睫，自己作為一線軍官，隨時可能血染沙場。為此，他在這封家書中，對未能侍奉父親，感到“負罪實深”；對於父親的教誨，黃季良表示時刻銘記在心：“猶記父親與男之信，囑以移孝作忠，能為忠臣即為孝子等語。”當此國家板蕩之際，“男既受朝廷豢養之恩，自當勉盡致身之義。”黃季良擔心，戰爭一起，自身生死難測，雖然為國盡忠，死而無憾，但未能與生父歡聚，卻是人生之大憾。為此，他在這封信中，附上了一幀自畫像。黃季良留下的這幀自畫像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青年，身著大清官服，雙目炯炯，筆直地注視著虛無的前方。
就在這封家書和這幀自畫像寄出一個多月後，黃季良預言過的中法馬尾海戰爆發。僅僅半個時辰，福建水師就全軍覆沒——黃季良服役的揚威艦在開戰後不到半分鍾，就被擊中右舷沉沒。許多年後，我曾尋訪過當年的海戰遺址——即閩江即將彙入大海的馬尾羅星塔下水麵。雖然曲折奔流到此的閩江已經遠比上遊更為開闊，但當年敵我雙方近二十隻軍艦在如此狹窄的海麵拉開決戰，幾乎就等同於麵對麵的白刃肉搏。受製於人的福建水師在倉促之際迎戰，再加上實力懸殊，敗績可謂必然。
這場海戰中，有六名留美幼童參戰。其中，除了與黃季良同艦的容尚謙和吳其藻落水逃生外，包括黃季良在內的另外四名幼童，全都在激戰中陣亡。在今天的馬尾鎮上，還有當年清廷下旨建立的昭忠祠，祠內的石碑，雖曆經一百多年風雨，但七百七十二名烈士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