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裏的中國留美幼童
庚寅筆叢
作者：聶作平
故事得從一場棒球賽開始。這場棒場賽已經過去了兩個甲子，當年的參賽者和觀看者都已化作了泥土和腐殖質。人們之所以還記得它，乃是參賽隊之一來自一個古老而陌生的國度。當這支參賽隊隊員的同胞們腦袋後麵還拖著一根豬尾巴似的長辮子，還穿著長袍馬褂，隨時伸手打拱時，這些年齡在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已經在被他們的同胞看做蠻夷之地的美利堅生活了將近十年。十年裏，這群來自中國的少年，三三兩兩地入住於新英格蘭地區的美國家庭，並與同齡的美國孩子同窗共讀。溜冰、跳舞、打棒球，這些新鮮的東西潛滋暗長地烙進了他們記憶的溝壑。少年的經曆影響巨大，十年過去，他們不僅已經習慣了美式飲食起居，也接受了美式價值觀。幾十年以後，當他們垂垂老矣，卻仍然喜歡用一個當年的詞語來稱呼自己：BOY（男孩）。
是的，他們就是中國曆史上前無古人的第一批由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是古老中國向現代世界主動邁出的重要步伐。按照留美幼童的始作俑者和靈魂人物容閎的設計，這些從十三四歲的孩子中挑選出的幼童，他們將在美國完成從中學到大學的學業。其目的，不僅是讓他們成為熟練掌握一門西方現代技藝的新型人才，更在於容閎內心深處有一個美好的願景：讓這四批共計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通過在美國長達十五年的學習和生活，培養出從生活習俗到個人素質，從人生理想到價值觀念都完全西化的一代新人，並通過這些新人去影響億萬同胞，以此挽救正在走向末路的萬馬齊喑的祖國。
然而，在一個識洋文、用洋貨，與洋人打交道都會被士大夫和普通民眾切齒為漢奸的國家，容閎的思想無疑走得太過遙遠，幾乎一開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盡管留美幼童先後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兩位晚清巨擘的力挺，但隨著曾的去世和李在政治鬥爭中的屢受攻擊，終於，在首批留美幼童踏上美利堅大地九周年之際，一道旨令從北京通過越洋電報送達位於美國的留美事務局：所有幼童一律撤回國內。其理由是：“該學生以童稚之年，遠適異國，路歧絲染，未免見異思遷。”對這種語焉不詳的說法，當時的《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清）政府認為這些學生花的是政府的錢，就應該隻學習工程、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對周圍的政治和社會影響要他們無動於衷。這種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社論指出：“中國不可能隻從我們這裏引進知識，科學和工業資源模式，而不引進那些帶有‘病毒’性質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則，她將什麼也得不到。”
於是乎，現有的在美九十餘名幼童，分批撤離了他們已經熟悉並熱愛的美利堅，啟程回返已經因為分別久遠而變得模糊的、如同概念一般的祖國。這些幼童，僅有兩人大學畢業，其他一部分上大學，更多的還在上中學。這兩個大學畢業的幼童，一個是詹天佑，一個是歐陽庚。後來，他們一個成為直到如今仍家喻戶曉的工程巨匠，一個則畢生獻力於中國的外交事業。在途經舊金山時，幼童組建的棒球隊應邀和美國屋克蘭棒球隊比賽，比賽結果：幼童隊獲勝。棒球乃美國國球，而中國人居然獲勝，這在當地引起不小的轟動。同時也說明，幼童們在美國的生活已經深入到這個國家和這種文明的骨髓。
比賽的獲勝對離別的憂愁和學而未竟的悲憤作了一次有效的減壓。此後，隨著中國的臨近，在幼童們心中升騰起的，是對故國的熱望和想象中的同胞們對他們的盛大歡迎。畢竟，他們拋家別親，不遠萬裏奔赴異國，正是為了改造這個積貧積弱的老大帝國。現在，他們終於擁有一技之長——雖然還遠遠說不上圓滿，但祖國不正在渴望他們的歸來和拯救嗎？
在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盡管有所謂地球村的說法，但遠隔重洋的美國，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仍然是一個極其陌生，並因這種陌生而產生諸種隔閡與猜忌的國家。設若時光重回幼童留美時的晚清，在那種耗上幾個月時間才能渡過太平洋，才能抵達美利堅的漫漫旅程，和中國境內四處紛飛著洋人挖人心剜人眼製造大炮的謠言的背景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美國，簡直比把一個美麗卻白癡的女兒送進食人部落還可怕。
幼童們留下了為數不多的照片。凝視這些照片，讓人心中生出許多感慨。其中一張照片的背景是晚清著名的輪船招商總局，大門前，一群孩子頭戴小帽，身著嶄新的長袍馬褂，他們幾乎全都表情呆板，眼神裏流露出膽怯和疑慮，仿佛是對即將來臨的命運感到恐懼。同樣是這些孩子，他們幾年後的照片上，綢衣小帽變成了西裝革履，長辮子變成了小分頭，膽怯和疑慮變成了自信與達觀。你很難想象，倘若這些孩子沒有遠涉大洋，沒有去接受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春風化雨，而是繼續留在古老的中國，他們中的每一個個體，會發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容閎在他的回憶錄裏說，這些留美的幼童“終日飽吸自由空氣，他們平時性靈上受到的沉重壓力，一旦排空飛去，言論思想便都和舊教育的規範不合。”當這些孩子的同齡人還在中國式的陰暗私塾裏，隨著冬烘先生的戒尺，搖頭晃腦地大聲朗讀之乎者也子曰詩雲時，留美幼童們接受的是另一種無異於霄壤之別的新教育。據容閎的侄兒、留美幼童之一的容尚謙晚年回憶，他們在美國的功課，除了一般的文化課外，還包括了音樂、油畫、拳擊和軍事。此外，他還參加了校外的一個舞蹈學習班，在這個班裏，他的舞伴包括著名作家馬克·吐溫的兩個女兒。
留美幼童之一的梁敦彥，後來官至清朝外務大臣。他留下了一幅拍攝於留美期間的照片：西裝，皮鞋，鴨舌帽，手裏擰著一根歐美紳士最愛的文明棍，叉腰站在開滿鮮花的原野上。那種精氣神洋溢的範兒，你很難相信它的背景竟然是130多年前的清朝。同樣是這位梁敦彥，他在哈特福德高中每年舉行的畢業班學生演講比賽中，以對俄國侵略野心的透徹分析而轟動一時，當地報紙專門為此作過報道。梁敦彥演講的時間是1876年，斯時，絕大多數中國官員對梁敦彥演講中提到的土耳其和俄國之間的戰爭，以及大變局下的世界格局，可以說完全茫然無知。
就在梁敦彥慷慨發表演說的同一年，李圭參加了在美國費城舉行的世博會。會上，李圭巧遇了在老師的帶領下，前來參觀的留美幼童。對此，李圭在他的《環遊地球新錄》中有詳細記載，字裏行間，透露出這位最早與西方打交道的知識分子對留美幼童的讚賞之情：“幼童一百十三人……自哈佛來費城觀會……數日前，各處新報早已播傳其事，至是複論及中國辦法甚善。幼童聰敏好學，互相親愛，見人禮數言談彬彬然；有進館方年餘者，西語亦精熟……見諸童多在會院遊覽，於千萬人中言動自如，無畏怯態。裝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華式，見圭等甚親近，吐屬有外洋風派。”
1881年8月21日，美國各界為即將離別的幼童們在避難山教堂舉辦了一台晚會。幼童吳仰曾寄住的家庭主人瑪麗·巴特利特在晚會上給吳的母親寫了封信，在這封信中，這個美國婦女認為：“不論在學業，在品行方麵，您的孩子一直努力上進。我們堅信他必將成長為一個有用的公民，去為他的祖國服務，同時讓他的父母以他為榮耀。
也許正是十年美國生活深植於心，當幼童們奉命回國之際，容閎的另一個侄子容揆選擇了以逃跑的方式永遠留在美國。在他以後的漫長人生中，他除了回國旅行過半年外，其它時間都居住在美國。他甚至非常意外地用一種毅然絕然的方式與他的祖國劃清界限：他有七個孩子，他沒有教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說任何一句漢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