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的表現，也引起了他們視為第二故鄉的美國的關注。美國駐華公使專門為此給美國國務卿寫信：“在此次中法福州事件中，一批由美返國的學生，現在中國政府服務者的英勇表現是最引人矚目……這些‘洋化’學生都充分表現了高度勇敢及愛國心。他們在美國所受的教育，使他們對其祖國做出重大的貢獻。”是的，他們的洋化被同胞們視為叛逆並加以嘲弄，但關鍵時刻，他們仍然為這個時刻痛心著的國家衝鋒陷陣。雖然祖國把他們視為雜種，他們卻為這個國家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既是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宿命，更是東西方人倫皆通的赤子情懷。
留美幼童肇始於同治年間，在這位因天花而夭折的年輕皇帝統治期間，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帶來的是中國與西方列強短暫的和諧，加之已成心腹大患的太平天國被撲滅和洋務運動的勃興，這一時期呈現出貌似蒸蒸日上的繁榮，史家稱為同治中興。幾乎與同治中興同步的另一樁必將載入人類曆史的大事，則是中國的東鄰——多年以來的學生和粉絲——日本實施了明治維新。
如同中國一樣，原本閉關鎖國的日本，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也遭到了西方國家入侵，也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為此，明治天皇統治期間，進行了旨在脫亞入歐，追趕近代世界的改革。
當明治維新使得這個從政治到文化，從飲食到服裝，無不以中國為楷模的國家神奇地變得異常強大，並在短短二十年後，竟然以區區島國的力量擊敗一個疆域以千萬計的大國時，大清的國運卻早已隨著百日維新的失敗和隨後的庚子拳變而墜入風雨飄搖之際。曾經被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精英寄托了無限期望的所謂同治中興，事實上隻不過是這個即將謝幕的王朝的回光返照。大清的失敗與日本的成功，原因和理由是多重的，但從這兩個同為東方古國的政府在對待各自的留學生的立場上，就能清晰地判斷得出，到底哪一個國家將在曆史的競賽中獲勝。
日本向海外派出留學生，始於明治維新前夜。就在容閎緊鑼密鼓地為幼童留美活動時，日本派出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耗時近一年之久，遍訪歐美各國——代表團隨行有五十多位青少年，他們在歐美各發達國家留了下來。在出發之前，明治天皇甚至親自接見了留學生代表。而在中國，留美幼童們啟程前，他們所能接觸到的最高官員也不過四五品。明治維新後，日本派往歐美各國的留學生數量激增，當中國才向美國派出兩批幼童時，日本派出的留學生已多達一千人以上。
更令人鬱結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戰，參與這場戰事的雙方軍官中，都不乏留學歐美者。但那場決定了近代史上中日各自國際地位的海戰的結果我們早已牢記在心：中國如同馬尾海戰那樣，又一次遭遇慘敗。這場海戰中，中方共有十一名留美幼童參戰，陣亡三人，負傷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吳應科，海戰時，他是定遠艦作戰參謀，入民國後擔任過海軍右司令。一個叫泰勒的英國人時任定遠艦中校顧問，他後來回憶說，海戰時，“（吳應科）在硝煙彈雨中，他本可以藏身在炮塔之中，但他挺身屹立在甲板上，正當其時，他身旁的一位水兵被炮彈轟斃，血肉橫飛慘不忍睹”。但是，盡管吳應科們如此英勇，卻依舊無法改變失敗的定局。就像再強大的願力，也無法挽住一個國家滑向深淵的車輪。戰後，吳應科因作戰勇敢，被授予巴圖魯稱號。但他憤怒地把政府頒發的勳章扔進了濁浪滔天的大海。
甲午戰敗，老臣李鴻章滿懷屈辱地擔任全權代表赴日議和。多年以來，李鴻章常被加以漢奸和賣國賊之類的罵名，其實，作為彼時帝國最清醒與最開明的官員，他焉能不知這個肉食者們隻知痛飲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國已經完全不可救藥嗎？但除了割地賠款，難道這個罪孽深重的國家還有其它前途可言嗎？與李鴻章隨行的，有一位叫林聯輝的留美幼童，在日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年邁的李鴻章如何在談判中受盡折辱，甚至被激進的日本浪人行刺，差點就命喪異國。同樣是到海外吸取過另一種文明養分的留學生，當日本留學生們高歌猛進，叱吒風雲時，林聯輝卻隻能在悲愴中為命懸一線的李鴻章包紮療傷。
比較中日留學生在各自國家的命運，或許會給我們提供以史為鑒的機會。留美幼童長時間被看做是夷人化育的異端和雜種，不重不用，或控製使用；而日本則當做國寶，當做改良民族素質的急先鋒，盡力給他們以表現的舞台和實施才華的空間，他們為日本的脫亞入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此涇渭分明的做派，說到底，不過是中國希望留學生僅僅限於學習西方技藝，而日本則希望全盤西化。
與清政府日夜擔憂留美幼童會因身處異鄉，在異族的文化背景下數典忘宗，甚至沾染上美國人的思想觀念不同，日本從明治天皇以下，全體脫下和服，改穿西裝，至於他們派出的留學生，更是無人對他們在異鄉的思想是否合於傳統是否離經叛道而憂心忡忡。清政府派出幼童留學也好，實施洋務運動也罷，其實質，都隻是希望學習洋人的技術，至於洋人的思想，洋人的生活方式，必須視為可怕的超級細菌，全體臣民都得拒腐蝕，永不沾。大清的夢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張之洞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然而，就像嚴複強力反駁過的那樣：“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也就是說，把一種文明分為體與用兩部分，隻吸取它的用而拋棄它的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實證明，嚴複的預言何其具有先見之明：隻要西方技術而不要西方體製的清朝走向了窮途末路，既要西方技術更要西方體製的日本則迅速跳出困境，一躍而為列強之一。
李鴻章算得上留美幼童的知音。甚至，當他臨終之時，守候在他病榻前的，也有一位幼童，那就是前麵說過的吳應科。但即便是李鴻章，也無法真正發揮幼童的作用，無法委之以重任。一則，李鴻章已年事漸高，二則，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多年宦海沉浮，不想授政敵以口實。
真正重用幼童的是袁世凱。正是在袁世凱當政時期，幼童們異軍突起：他們要麼占據政界要津，要麼駐節海外，要麼成為新興的電報、鐵路、礦山和大學的開創者與集大成者。吊詭的是，被指斥為竊國大盜的袁世凱，他無疑是一個開明的改革派，他看到了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並身體力行，但這個熱衷學習西方的改革派，最終卻企圖把中國重新拉回帝製的泥沼。這說明，傳統中國的力量是如此強大，盡管有歐風美雨的橫空出世，傳統的胎記依然難以真正洗刷得幹淨。
幼童們的黃金時期來得有點晚，但畢竟來了。就像房龍說過的那樣：“凡是上帝觸摸過的人，不管他遭到什麼樣的障礙和多麼無禮的對待，他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顯然，幼童們就是被上帝觸摸過的人。
當幼童們大展宏圖之時，他們曾經效忠過、但對他們的效忠視若無睹的大清已經劃上了句號。時代翻開了新的一頁，進入了天地一新的民國。或許可以說，是大清自己拒絕了這些滿懷赤誠的拯救者，拒絕的結果是，作為拯救者的幼童們報國無門，而作為拒絕者的大清則轟然倒塌——這個日暮途窮的朝代最反動之處就在於：它寧願選擇死亡，也要斷然拒絕來自另一種文明的急救。
本欄目責任編輯肖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