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果以柳宗元的觀點來看武鬆，那麼武鬆為兄報仇，這是孝悌的體現；不顧惜自己的生死，這是義行，所以他的行為是符合傳統“禮義”的，這就是武鬆自己所說的“理”。這樣的案子，一般來說，官府會酌情而定，使德禮與政刑不相悖。
武鬆在司法係統呆得久了，非常清楚這一點，即自己犯罪卻有“理”，知縣也清楚這一點，老百姓們更是能理解這一點。
先是這個貪圖賄賂的縣官，他念武鬆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所以和負責此案的吏商議，將人們的招狀重新做過。可見道義雖然鬥不過利益，但沒有利害關係之後，官吏的良心還是可以發現的。當初不能動西門慶，但如今西門慶已死，在法律上動動手腳放武鬆一馬是可以的，何況這是順應民心於己名聲有利的事情。改成什麼呢？他說：“武鬆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鬥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奸，前來強護，因而鬥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鬥殺身死。”然後將人犯押解到上一級東平府申請發落。
第二是民間的態度。小說寫道，這陽穀縣雖是個小縣份，倒有仗義之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鬆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鬆的。為什麼麵對一個殺人者，大家還如此惜重呢？因為武鬆和李逵不一樣，李逵的殺人是不分善惡，沒有標準。而武鬆的複仇，實際上對那些侵犯他人者形成一種有效的威懾和警示，這自然對於社會的正義維護有好處。古代無論民間還是官方對於複仇並不是一律否定的。你看《趙氏孤兒》經久不衰，不就是講一個複仇的故事，歌頌複仇精神嗎？“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說法如此流行，說明在民間對複仇行為的理解與肯定是由來已久。
卻說武鬆的名氣早已轟動當地，名聲遠揚。到東平府時，看的人已經塞滿了衙門口。說明人們將之視為英雄，那麼對待武鬆的處理就具有了輿論效應了，官方必須慎重。
府尹哀憐武鬆是個仗義的烈漢，時常派人來牢裏看他。這一來，管大牢的節級、牢子就都不要他一文錢。而且府尹還將卷宗進一步改輕，申到省院議罪。殺了人還是很重的罪啊，於是私下裏他又使了個心腹，星夜去京城刑部找熟人疏通。刑部官有和他要好的，將這事稟過省院官，打了招呼了。於是最後結案結論如此：“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奸，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鬆，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
結果自然大快人心。奸夫淫婦已經死了，那中間牽線的王婆便成了一個道德敗壞的典型示範品。這婆子下場很慘，但在《水滸傳》的敘事倫理裏，對她的懲罰太符合天道了，“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剮’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吃了一剮”。武鬆“雖係報兄之仇，鬥殺西門慶奸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裏外”。這裏對武鬆的輕判，理由是情有可原，而且自首。
這是個人人都拍手稱快的結局。在傳統社會，淫婦之罪是極大的。像潘金蓮這樣的，如果沒死也要受剮刑的。而武鬆複仇，懲罰了奸夫淫婦，在公權力無所作為的情況下，捍衛了社會公義（基本倫理秩序），所以他能進入三十六天罡，而且排名極為靠前，第十四名。
由於自古以來，以複仇尋求正義是一種很粗糙的方法，有其嗜血、野性的一麵。所以隨著集權化的執法製度的出現和發展完善，複仇逐漸被認為是一種過時的、具有破壞性的激情。不但在倫理上，而且在法律上，人們都不讚成複仇，自己親手執法更成了一種犯罪。但是正如美國著名的大法官波斯納所說：“如果法律的救濟無法實現，那麼就會趨向於爆發複仇，比如在作惡者控製了法律機器或者高於法律，或者公共執法非常羸弱的情況下就會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