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犯罪學專家，獄吏也發表了權威意見：“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事全，方可推問得。”
麵對官方回答，武鬆的反應很平靜，平靜得有些可怕。他沒有在大堂上怒發衝冠，而是說：“既然相公不準所告，且卻又理會。”而他接下來采取的行動可謂有條不紊，步步殺機。
他先是讓士兵安排飯食留著何九叔和鄆哥，然後帶著三兩個士兵離開縣衙，買好筆墨紙硯，又叫兩個士兵買了雞、鵝、豬頭並一些果品，放在家裏。他接著安住潘金蓮，隻說是明日是亡兄斷七，要答謝各位鄰舍街坊，於是去請了王婆，拖了隔壁開銀鋪的姚二郎、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賣冷酒的胡正卿等四位鄰舍到家裏，教士兵把著前後門不放他們出去。
好戲這才開始鏗鏘上演。
當著眾人麵，武鬆怒審潘金蓮和王婆，讓見證人錄下兩人口供，然後所有人都點指畫押。這才將潘金蓮於眾人麵前開膛破肚：“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卻待要叫，被武鬆腦揪倒來，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隻一剜，口裏銜著刀，雙手去挖開胸脯，摳出心肝五髒，供養在靈前；胳察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鄰舍眼都定了，隻掩了臉，看他忒凶，又不敢勸，隻得隨順他。”
這一場對潘金蓮的殺戮十分凶橫殘酷，武鬆動用的私刑堪與古代最酷烈之刑罰比肩。古代所謂刑，就是合法的暴力。武鬆雖是動用私刑，卻也具有他的合法性。他符合的是什麼法呢？是古代社會的道德倫理價值標準，也就是後來縣官都在私下承認武鬆為“義氣烈漢”的道德正義性，即替亡兄報仇，符合古代孝悌之“禮”。
這段殺潘金蓮的敘事，極富於視覺刺激性，作為行刑者的武鬆的動作描寫——“揪”、“踏”、“扯”、“剜”、“銜”、“挖”、“摳”等等幹淨利索、一氣嗬成。而潘金蓮作為受刑者則隻有伏法受誅的份。它的敘事效果恰如同古代的殺人行刑在鬧市一樣，具有示眾的警示性效果。
之後武鬆又將西門慶給殺了。他提了兩人之頭，先在亡兄靈前祭奠，然後前往官府自首伏罪。且看他在去衙門前對四家鄰舍說的話：“小人因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卻才甚是驚嚇了高鄰；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床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些物件，望煩四位高鄰與小人變賣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隻替小人從實證一證。”
由此可看出，武鬆雖然私報兄仇，但他心裏有數，自己的複仇雖然犯罪，但有理，罪不至死。因此他主動去縣衙自首。
武鬆的盤算有沒有問題呢？我們都知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武鬆殺了人，難道還有活命的希望嗎？按照今天法治的思路，武鬆即便事出有因，但故意殺人，一殺就是兩個，豈不是死罪。如果不判他死罪，豈不是鼓勵人們報私仇了？
這其實是一個極有曆史淵源，在古代被討論得很多的法學問題。
唐朝大文豪柳宗元就寫過一篇著名文章《駁複仇議》。武則天時期有個叫徐元慶的人，父親被像武鬆這樣的主管一縣治安的官員給殺了。徐元慶殺死了這個官員給父親報仇，然後自己投案服罪。當時的諫官陳子昂認為，應該處死徐元慶，然後在他的家鄉立牌匾，以示表彰。為什麼會有這麼極端糾結的處理辦法呢？因為徐元慶殺死了官員，當死。但他為父報仇，是舍身盡為子的孝道，所以要表彰。
柳宗元可不同意前輩的看法，他在此文中強調了徐元慶複仇的正義性。他依據的是對封建社會統治術——刑與禮的根本認識。他說“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意思是說，刑與禮的目的都是為了社會和諧穩定。徐元慶的父親並沒有犯國法，而官員殺了他隻是因為個人私怨，是仗著他做官的權勢殘害無辜之人，徐元慶為父伸冤，地方長官卻不為他抓凶治罪懲處，徐元慶於是將和仇人同在世上活著看成極大的恥辱，堅決要為父報仇，即死無憾，那徐元慶的行為是“守禮而行義”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