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鍾題（四）
說長論短
作者：肖躍華
與之言集
【鍾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我不願失人，故以此書贈與蕭躍華君。二零一二年七月，鍾叔河。
這是一部訪談錄，但也是鍾先生的“思想自傳”，它通過四十篇專訪向讀者講述了老一代出版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曆。它如同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形象勾勒出了鍾先生的性格特征、生活曆程，透過一個個可觸可摸的生活鏡頭，可以深入了解他的出版理念和價值追求，展現出了當代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責任擔當。
鍾先生是個高明的答問者，他談出版泡沫，談出版自由，談作家辦書院，談大學生讀經，談文化庸俗化、思想現代化，談曾國藩、周作人，上下五千年，縱橫三萬裏，談古論今，無所不說。比如他對“蔡倫造紙”和“鄭和下西洋”提出質疑，說自幼閹割入宮的太監，怎麼會懂得造紙和航海？這雖是一家之言，倒也自圓其說，不像某些學者說李白是“古惑仔”一樣信口雌黃。
黃永玉先生每次返湘都要與鍾先生聚聚，兩位健談老人常常為掌握話語權而“苦惱”，以致黃先生說出“下次不再請鍾叔河”這樣的“氣話”。可當“我的文人行當——黃永玉作品展”在長沙美侖美術館展出時，黃先生還是派人給鍾先生送來了請柬。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夫子所講的這個分寸實在不好把握，所以鍾先生常常禍從口出。反右派鬥爭中先有兩大“失言”，一是“自由民主多點好”，二是“希望黨外能辦報”，結果當了二十年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兩大“失言”，一是“古舊圖書燒了難得再印”，二是“自家天下怎麼越亂越好”，結果判刑十年坐了九年。這兩次後果都相當嚴重，全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惹的禍。但鍾先生一點都不後悔，也至今不長記性。
前兩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召開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談會，鍾先生會上放了兩炮。其一是曾國藩由湘鄉人變成了婁底人，這兩個字改得很沒文化，因為曾湘鄉世所共知。其二是南下幹部一句話，將有九百多年曆史的善化縣改名望城縣，而且望城坡又從來不歸望城縣管，你說有多麼滑稽？這種名副其實的文化“強拆”，令當地文化無法延伸、逐漸消失，應該堅決予以製止和糾正。
文章不值一分錢。鍾先生明知“不可與言”又還要“與之言”，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日本雜事詩廣注
【鍾題】這本書本不該收入“走向世界叢書”，要收也隻能放在黃氏《日本國誌》之後，將二種合為一冊。因為這本的主體是我的“廣注”，與其他各種俱不同也。
2013.10.3鍾叔河記。
“海外偏留文字緣，新詩脫口每爭傳。草完明治維新史，吟到中華以外天”。這是晚清駐日參讚黃遵憲調任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時所寫的七絕。
“明治維新史”指其所著《日本國誌》，它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日本通誌，詳盡敘述了日本古往今來的曆史，尤其是“明治維新”後發生的變化。“吟到中華以外天”指其《日本雜事詩》專詠日本國政、民情、風俗、特產，寫的是“中華以外”的另一個天下，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詩集初版為光緒五年北京“同文館聚珍板”，再版為香港循環報館“弢園叢書”本，這兩個版本俗稱“原本”。光緒十六年黃氏出使倫敦進行增刪改訂，光緒二十四年由長沙富文堂重刊，稱為“定本”。
鍾先生這次破例將自己的“廣注本”收入“走向世界叢書”，正文完全依據“定本”校點排印，同時用按語形式，將原被刪改之處（包括詩和小注）全部附錄各首之後。他還從《日本國誌》中采輯內容作為原注的擴大和補充，字數增加了近三倍。鍾先生自謙“總算可以多給研究日本和黃遵憲的同誌提供一點資料了”。
黃遵憲（1848—1905），廣東嘉應（今梅州）人，字公度，號人境廬主人，著名詩人、外交家、政治家。早年出使日、美、英諸國，甲午戰爭後參加康有為發起的強學會，創辦《時務報》，聘梁啟超為主筆，成為維新派的重要輿論陣地。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光緒皇帝下旨召見黃氏，次年出任湖南長寶鹽法道，後署湖南按察使，和湖南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及徐仁鑄等試行新政。他邀梁啟超來湘倡辦南學會、主講時務學堂，譚嗣同也回湘協助工作。湖南維新運動風生水起，黃氏政治生涯達到頂點。
戊戌政變，六君子血染菜市口，黃氏即被“開缺”、“查看”，後清廷考慮他是正式出使日本大臣，怕引起國際反響，才降旨將其“放歸”。他“劫餘驚撫好頭顱”，躲進人境廬“蟄居吟詠”。
黃氏逝世後，梁啟超撰寫《嘉應黃先生墓誌銘》，高度評價其“明於識，練於事，忠於國……先生之詩，陰開陽闔，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於古詩人中，獨具境界”。黃氏“詩界革新導師”之美譽貨真價實、名副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