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說叔父兄弟，就是親爹親娘，也照樣對太子開殺。漢武帝劉徹窮治“巫蠱之案”，奸臣挾嫌迫害太子劉據，劉據舉兵反抗，皇帝老子調大兵戡亂，太子敗逃，被逼自殺。武則天以謀反罪名，將廢太子、高宗庶子李忠賜死於黔州，接著又處死逼死了親兒子兩任太子李弘、李賢；唐玄宗廢太子李瑛為庶人，賜死，同時處死皇子光王李琚、鄂王李瑤，並廢為庶人。天下冤之，號“三庶人”。
當然，太子、皇子屠殺父皇時，也毫不手軟。這殺叫“弑”，屬十惡不赦之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說教也好，依律“殺無赦”的威懾也罷，都無法阻止搶權弑父的政治衝動和瘋狂。搶權登基，隻爭朝夕，楚成王請求臨死前吃一頓熊掌，兒子商臣也不答應，因為“熊掌難熟”！楊廣弑父存疑。史書確記被兒子結束性命的君王有：南朝宋文帝劉義隆，被太子劉劭殺死，劉劭因有“元凶”之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為皇子拓跋紹所殺（紹旋為其兄明元帝嗣所殺）；後梁太祖朱晃，死於兒子郢王朱友珪之手；匈奴頭曼單於，被兒子冒頓射殺；鮮卑部落頭領、代王拓跋猗盧（即北魏先祖）亦被兒子拓跋六修所殺。
顯見，龍種之間的“同類之愛”似乎極為稀缺。明朝道士陶典真竟宣稱“二龍不相見”，嘉靖皇帝對此邪說深信不疑，不立太子。“願後身不複生帝王家！”此話出自小皇子劉子鸞之口，就顯得特沉痛。南宋奸相韓侂胄排擠政敵趙汝愚，稟報皇帝的理由是，汝愚乃皇族宗室，以同姓居相位，將對宗廟社稷不利。這一招果然點中命門，寧宗立即罷趙汝愚相，一貶了之。
前文提及，皇姓即“國姓”。國姓，本身就是特殊的政治資本，在權力角逐中，各方都會做國姓文章。
反政府武裝大都要抬出一個皇帝的本家做形象代言人，哪怕他是傀儡、未成年。這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遊戲可謂“打著國姓旗幟反國姓”。武則天稱帝，徐敬業起兵反對，其“討武曌檄”兜頭一句“偽臨朝武氏者”，打的也是“國姓”牌，你武曌做太後可以，一稱帝那就“偽”了，天下姓李，海內皆知。
龍種內鬥，權臣謀逆，則有類似魯迅所說的“糞帚”戰法：指斥對方為“野種”，如此這般就給謀大逆插上“滅野種”的堂皇旗幟，率先搶占政治道德的製高點，反叛也就變成了捍衛家天下的正義之舉。漢武帝立少子劉弗陵為太子，武帝五子燕王劉旦謀反，造反理由是“少帝非武帝子”，弗陵那小子是個雜種！東晉桓溫權傾朝野，蓄不臣之誌，欲謀廢立以立威，可又沒有抓住皇帝什麼把柄，便想到“床笫易誣”，給他戴綠帽子：傳言皇帝陽痿，不能禦女，密令幾個嬖人來幫助播種，與田、孟二美人生下三男，將要建儲，這不啻“傾移皇基”，不動一刀一槍就毀了司馬家天下嗎？
皇帝把玩國姓更是雙管齊下：給忠於皇帝的臣子賜國姓，算是政治獎勵；與此相類似的是某些草莽皇帝，因為政治根底淺而勢力單薄，便廣收義子以壯大“皇族”，像牛販子出身的前蜀皇帝王建收養子多達百名。而對危害穩定的皇族異己分子則實行開除“國姓”的懲罰，並惡毒另賜“非人”的姓氏。唐太宗之孫李千裏，參與太子李重俊的奪權鬥爭，被改姓“蝮”。虺、蝮為毒蛇，隻配爬行，休想站立！
龍子多，矛盾多。隋文帝總結曆史教訓：“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他自己則沒有這個憂慮，蓋“五子同母”，那可是真兄弟啊！然而皇權魔咒使其父子兄弟互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沒有一個活到正常死亡。
彪悍強勇、特別能戰鬥的蒙古族，令歐人驚呼“黃禍”，所向披靡，創建了以元朝本部為中心、包四大汗國在內的橫跨亞歐的超級大帝國。然而元帝國在無休止的窩裏鬥中不到一百年就滅亡了。皇族內鬥的負能量，於此可見一斑。
二、朝臣：“逆取”憑暴力
臣是君主時代的官吏，是維係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力量，他們上對皇帝負責，下要管理百姓。許慎釋其義：“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事君、屈服好理解，“牽”則費解，楊樹達注曰：臣本俘虜之稱，以繩牽之，名其事曰牽，所牽之人則曰臣。原來臣是繩捆索綁過的奴隸，卑躬屈膝服侍君王，乃勢位使然。
南懷瑾先生按正、邪將臣劃分兩種十二類：聖，大，忠，智，貞，直；具，諛，奸，讒，賊，亡國。如此明細，太過學術化，亦顯繁瑣，不如百姓論史區分為忠、奸兩類簡單明了。
“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古代帝王，政治上要求臣民的，第一是忠，第二是忠，第三還是忠。忠的理論標準是“文死諫，武死戰”；而實際標準則是聽官家的話。
官家最喜歡的其實是愚忠，何謂“愚忠”？就是無條件的忠、無限的忠。臣子圖謀取代君王，那絕對是大逆不道，十惡不赦。就連商湯那樣眾望所歸的“革命”，也難免悖逆之譏，哪怕他推翻的是百姓詛咒、寧願與之同歸於盡的暴君夏桀，但拿忠君政治倫理一衡，畢竟“名不正言不順”，因謂“逆取”。而他“革命”成功後，法聖王，行仁義，安天下，故謂“逆取而順守之”。
帝王最恨的並不是貪官酷吏，而是亂臣賊子。曆代王朝對已故名臣追贈諡號，首選的便是“忠”，文忠、忠文、忠武、忠定、忠宣、忠烈、忠肅、忠毅、忠襄、忠毅、忠憲、忠節、忠簡、忠介、忠湣等等。
貞觀之治連著納諫美談，忠直敢言的魏征向為史家所樂道。然而魏征卻明言隻願做良臣而不願做忠臣，讓唐太宗大惑不解，便問忠、良究竟有何區別。魏征答曰：“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麵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魏征的意思是，人君要求臣下忠直，首先你自己要明，能與臣下同心協力治理好國家，從而共享榮華富貴；隻讓我替你賣命，卻不得好報甚至蒙冤而死，及死後又是平反，又是追授職銜，備賜哀榮，我才不當那種傻瓜哩！魏徵所言，和古老的《尚書》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民康哉”意思相同。然而，這種先治國而後享樂的明君總是很少，倒是“急逐樂而緩治國”的“暗君”數不勝數。人主帶頭踐行享樂主義，其結果誠如荀子所言，“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秦王朝、隋王朝興勃亡忽短命而終，與胡亥、楊廣踐行享樂主義大有關係，而西晉王朝更是把奢靡浮華玩到極點，僅憑這一點，它就不會長壽。
帝王既推崇“忠君”的政治道德標準，也會盡量樹立“忠君”典型，以為朝臣楷模。每見政治爭鬥中，有“厚葬”敵方死難忠烈之士的舉動，這實際是在告喻臣下：你們也要對我無限忠誠，不惜殞命！唐德宗朝，一個忠臣被敵對雙方都予以禮葬的事，足資證明：建中四年（783），朱泚叛唐稱帝。次年朱泚率軍圍攻唐德宗駐蹕地奉天，唐將軍高重捷出戰破敵；乘勝逐北，遭賊伏兵生擒。其部卒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部下將高重捷的軀體收起，抬進城來，德宗親自撫摩著高重捷的遺體哀泣，令用香蒲結紮成頭顱禮葬，還追封為司空。而朱泚見到高重捷的頭顱，也哭著說：“真是一位忠臣啊！”令用香蒲結紮成軀體而埋葬。可見即使叛逆的賊臣，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做高重捷那樣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