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白芍的不道德也和她先是長女後是母親的身份有關，至少在她開始向著逐利的這條道路上走的時候，有這個因素的作用。她是長女，在父母死後，得養活妹妹。她栽贓妹妹，那是因為不誣告妹妹，兒子王果就要被批判，被吊打。如此說來，白芍的為惡也有幾分令人同情。關於二十世紀的長女形象和行為，學者趙德利在《二十世紀中國長女形象的文化心理透視》一文中有過較為詳盡的分析，他認為《京華煙雲》中的姚木蘭、《穆斯林的葬禮》中的梁君璧、《玉米》中的玉米，她們作為長女都為家庭做出了犧牲，這是一份責任意識。我覺得，白芍和玉米性格、行為較為接近，玉米為了自己那個家能夠東山再起，嫁給了年齡像她父親一樣大的公社革委會副主任郭家興，這和白芍想方設法嫁給王蟲幾乎如出一轍。隻不過白芍在這條人格扭曲的道路上走的時間更長，人到老境才開始醒悟。
如果說白芍基本代表惡，那麼紅杏則大抵代表善。她沒有姐姐那樣強烈的功利心，白芍準備把紅杏嫁給花河的二號人物等家的少爺等二品，可紅杏愛上了青梅竹馬的王禾，王禾是王土的侄子，父母死了，隻有十幾畝地，遠不如等二品，但紅杏就是非王禾不嫁。當巫香桂要把紅杏嫁給朱大秀，紅杏就跳河尋死，以死抗爭，贏得自己的婚姻自由。在白芍，是物質戰勝感情，在紅杏是感情戰勝物質，但作家也沒有把紅杏塑造成絕對的感情主義者。王禾當兵回家時，和紅杏發生了關係，正要成親時，又被國民黨兵帶走了，經曆過男人的紅杏夜夜難眠，隻得靠把一碗綠豆倒在床上，再一顆顆地撿、一顆顆數的方式打發漫漫長夜。
與這個細節類似的行為在康濯的《水滴石穿》中也出現過，無論是在舊社會過了差不多一生的福奶奶，還是在盛年時就趕上新社會合作化的女幹部申玉枝，她們在沒有男人的漫漫長夜都用過這種相似的辦法，福奶奶在炕上拿著玉米棒剝了一夜玉米，申玉枝在數數目也睡不著時也將手伸到窗外拿吊起的玉米棒一粒粒地掐，一粒粒地放到升子裏。後來竟將升子裏的玉米倒到地上，乘黑把玉米一粒粒地摸，一粒粒地數，再放回升子。如此做的時候，她居然覺得特別舒服，再也沒有煩惱了，仿佛聽到泉水叮當響，幸福地睡著了。如果用性心理學分析，玉米棒就有不自覺的自慰之義。我在潘光旦翻譯的《性心理學》的注釋中讀到清人青城子《誌異續編》（卷三）的一個故事。說有一個節母篤誌要守節，每夜關門閉燈就寢後，就撒錢於地，一錢不得，決不上床，房間每個地方都摸遍後，百錢才複收齊，往往，這活做完了，疲憊不堪，倒床就眠。她是牢記古人“勞則善，逸則淫”的教導，用這種方法來抗擊來自心底的欲望。她很自得，認為自己一生無愧於心，以經驗之談的口吻說出自己能夠成為節婦的秘密。紅杏、福奶奶、申玉枝、古代的節婦，她們的行為如此一致，而且紅杏的方法還是王土教的，這說明紅杏抵禦性煎熬的辦法在中國很長時間有一種普遍性，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對女性壓抑的表現。
王土乘虛而入，紅杏沒有拒絕，但也沒有趁機做王土第三口點心的欲望，而是和王土做了幾回後，不再接納王土的肉體，一心一意地等王禾回來。解放時，解放軍要把王土帶走，當時雨下得很大，白芍都沒有想起送一把雨傘過去，紅杏想到了，還送去了。路上，她好不容易說服解放軍戰士，給了她和王土單獨的機會，她利用這空隙，要王土和自己再做一回，她希望王土因此而不再有人生的遺憾。有論者認為這個細節多餘，也不真實。我倒覺得以這樣的設計來反映紅杏的善良，是妙筆。
王土死了，紅杏等到了王禾的歸來。紅杏的這種感情曆程與愛情所需要的堅貞相比，顯然是不純潔的，可從生活的真實來說，恰恰可能更符合事實，也是能夠理解的。王禾打開了她的肉體，她剛剛嚐到了肉體的甜蜜，王禾又迅速離去。王土在這個時間段的插進，就顯得有幾分必然。尤其是考慮到王禾和她講述過自己有不止一次地和其他女人的性經曆，紅杏短暫的背叛就有了理由。王禾在他們遭到“文革”的劫難時，為了不連累紅杏，從花河逃離，後來又重新組成家庭，紅杏雖然沒有再婚，但和一直喜歡他、隻是出於政治因素的考慮不敢表白的等二品有了一次在花河中的性行為。為了使已是老姑娘的自己女兒梔子能解風情，她甚至在家裏接待覬覦自己的李石頭，為梔子上了一堂性啟蒙課。若幹年後，“文革”結束，王禾重返花河，他和紅杏又破鏡重圓，如果從精神意義上進行考察，他們的這種關係不是古典式的，聯係到有人指責《花河》的性描寫過於頻繁，我們要說這部小說的確有些自然主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