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
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
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
詩中自比挺拔高雅的梧桐樹——這是可以棲息鸞鳳的高貴樹種，其材質往往用來製造高級樂器，可恨無人問津，不為世用，流年似水，恐將老去。
詩人自稱“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並非吹牛，他的出身確實非常高貴，是司馬懿的弟弟司馬進之孫，晉王朝建立後其父司馬睦先後被封為中山王、丹水縣侯、高陽王，作為家中的長子，司馬彪繼承王位是早晚的事情；可是很不幸，司馬彪青年時代“好色薄行”，司馬睦很不高興，將他出繼為司馬懿幼弟司馬敏之後，“故不得為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司馬睦不僅地位相當高，而且活得比較長，隻要他活著一天，司馬彪就不容易憑借家族的背景實現鹹魚翻身。
經過一番打擊之後，司馬彪改邪歸正，刻苦讀書，頗有著述，注《莊子》，作《九州春秋》，又作《續漢書》八十篇，其中“誌”這一部分到蕭梁時被補入範曄《後漢書》，流傳至今。他還訂正了譙周《古史考》中的一百二十二事，多據汲塚新近出土的《竹書紀年》，表現了不俗的學術眼光，惜已失傳。
除了發奮著書以外，他還得爭取出仕，於是向主管官員任免的吏部尚書山濤送出此詩，希望得到他的幫助提攜。山濤對此舉的反應現在看不到具體的材料，但司馬彪的命運確有變化，《文選·贈山濤》題下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雲：“司馬彪……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為秘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其中應有山濤在起作用。
山濤長期擔任吏部的主官，其後官職一再升遷，而始終負責吏部，主典選，《晉書》本傳說：“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深得晉武帝信任。本傳又說，山濤“前後選舉，周遍內外，而並得其才”。可見他在充分尊重皇帝旨意的前提下，也確實會用人才。像司馬彪這樣過而能改確有真才實學的青年才俊，擔任秘書郎一類的官員是合適的。
陶淵明《擬古》詩其一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
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裏客，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
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氣傾人命，離隔複何有。
此是陶淵明《擬古》九首中的第一首。《擬古》並非組織嚴密的組詩，各首之間沒有什麼邏輯上的密切聯係，排列的順序也未見有何深意。這正如他的《飲酒》，據詩序所說，這裏的二十首“辭無詮次”，順序也是很隨意的。陶淵明一向灑脫無拘束。
這首詩的主題在於感歎道德低落，人心不古。過去，如果外出一趟，分手時與老朋友約好不久再見，此後總會念念不忘，途中碰到新朋友，亦複真誠相待；等到回到原處，才知道老朋友已經不在了，遂覺得自己有負於彼。詩的開頭以蘭、柳起興，很像《古詩十九首》的寫法。曾經的“榮榮”之蘭、“密密”之柳現在已經枯萎衰敗，暗喻先前的友人（亦即第三句中的“君”）業已下世。人生易老，多見親友凋謝，這是老年人常常會提到的話題。現在的年輕人（“少年”）就不是那麼回事了，當麵說得激昂慷慨，天花亂墜，好像可以為朋友兩肋插刀，玩命相助，可是分手以後就什麼感情也沒有了。老年人容易產生這種感歎。
朋友是老的好。小時候一起玩的夥伴，青少年時代的同窗，即使幾十年不聯係，偶一見麵，感情如舊。新結識的朋友就不大可能這樣了。小時候大家都天真無邪，隻有所謂“赤子之心”而無“機心”；以後認識的人越來越多，有各色各樣的關係，難免會有些社交場中的客套或名利場上的計算，不容易有早年那樣的真摯了。
前人解說此詩，頗有喜歡往政治上拉的，特別熱衷於聯係晉、宋易代來立論，例如說詩中的“君”指晉王朝的國君；又有人大發議論說：“淵明初辭義熙之辟，亦謂時未可以仕耳，豈圖大命遽傾，終古永訣哉。如謂未受國恩，無庸繾綣，則彼中道傾蓋，遽許心交者，夫豈無人。而乃坐視枯衰，徒呼負負，國士之酬知安在？忠厚之投報皆虛。”凡此種種，皆推想過遠，恐為陶淵明想像所不及。
最近看到一種新說，認為《擬古》九首都是陶淵明用曹植的口吻、眼光與心態來敘述曹植的生活和思想；其一這首詩表現了曹氏外戚卞蘭的悲劇，表達了曹植對卞蘭的深厚同情，也表現了他與楊修的深厚交誼和他的深切哀思，從而深刻地揭露了漢魏時代的政治罪惡。此說頗新穎可喜，但卞蘭死於曹植（192～232）身後，《三國誌·魏書·卞後傳》附卞蘭傳裴鬆之注引《魏略》雲：“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麵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據《三國誌·魏書·明帝紀》，明帝迷信巫女的用水方，事在青龍三年（235），然則卞蘭不管是病（“消渴”即糖尿病）死還是被迫自殺，均非曹植所可知——這首詩如何可能是表達曹植對卞蘭悲劇的同情呢？
中古時代許多優秀的抒情詩往往抒發普泛的人生經驗通感，而非以特殊事件為謎底的謎麵，它們能打動後代讀者的原因即在於此。讀陶詩似最宜向平常處著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