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以降，佛教輸入中國。國內賢智之士，紛紛留學印度，成為一種“時代的運動”。這次留學運動，前後綿延將近500年時間。
據近人梁啟超的研究統計，有姓名可考的留學者105人，佚名者82人。最早留學印度，有姓名者為潁川人朱士行，在三國末年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260）西行求法，為第一人。
最終的西行留學者為唐中葉京兆雲陽人悟空，本名車奉朝，在唐玄宗天寶十年至德宗貞元五年（751—789）年間隨中使西行，曆遊印度諸國40年，歸時年已60餘歲。
按照年代區分，公元3世紀後半期西行留學2人，4世紀5人，5世紀61人，6世紀14人，7世紀56人，8世紀前半期31人。其中三四世紀西遊者，實際僅至西域，即我國新疆地區，其中個別人曾到過阿富汗境，但並未真正到印度。留學運動最興盛的時期是公元5世紀和7世紀。
這108人中，除了北魏熙平中（516—517），宋雲、慧生等5人，為奉敕由朝廷派往外，其餘都是自己自費前往留學的。其中劉宋時的道普和唐代的玄照也是先自動西遊，歸國後又敕派再遊的。《西遊記》小說中奉敕西行的玄奘，其實也是私自隨饑民度隴，偷渡出遊的。這些留學者中，有籍貫可考者65人，按照今天的省份可分為：甘肅10人，河南8人，山西7人，兩廣7人，四川6人，湖北5人，河北4人，陝西4人，山東4人，新疆4人，遼寧4人，湖南3人。奇怪的是，佛教傳入最早發育、形成諸大宗派的江浙一帶，竟然無一人西遊留學！梁啟超認為，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江南人堅忍冒險的精神不逮北人；一是當時南北朝對峙，西域交通為北方所專，南方交通不便。
這些留學者西遊的行蹤和生死情形是，已到印度學成後，安然返回中國者42人；已到西域，而曾否到印度無可考者，16人；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人數難以確指；已到印度，不堪忍受艱苦和因病隨即折回者，2人；未到印度而死於道路者31人；留學中病死者6人；學成歸國死於道路者5人；歸國後第二次出遊6人，其中再出遊死於道路1人，欲歸不得1人，留外不歸1人，其餘3人是否再歸不可考；留而不歸者7人；歸留生死無考者多人。以上統計可見，學成後平安歸國的人確鑿可考者，約占全體留學生數的1/4；死於道路者亦占1/4；中途折回者甚多；而留外不歸之人，確鑿可考者人數頗少。
留學時間最久的為唐代和尚悟空，留學40年；玄奘17年；一般都在七八年。留學者多為一人孤征，玄奘的獨往獨來，可以代表其精神。以團體方式行動的也不少，如東晉法顯的10人團，可以看作我國最早的探險隊。此外，15人、28人等為團前往的也有。直到宋太祖乾德二年至開寶九年（公元964年—976年），才由朝廷官費派遣繼業等300名和尚入印度求舍利和梵書。這種官費留學，較前述自費留學已經晚了200年。
這次留學運動，除了促進中國文化的發展和佛教在中土的弘揚傳播外，直接的副產物是地理學方麵的遊記著作甚為豐富。其中法顯《曆遊天竺記傳》，玄奘《大唐西域記》等都十分著名。
此外，西方的繪畫、雕塑、建築、音樂等藝術，也通過留學運動，輸入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