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時期
兩漢時期，隨著地主階級政權的鞏固和發展，統治者非常注意選拔、造就適應其需要的大批專門人才，因而，使人才思想有了新的發展。其中，以王充劉邵等人對人才問題的研究最為突出，其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均明顯超過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
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在其《論衡》中，較全麵、深入地論述了人才問題。他繼承並發揚了司馬遷時勢造英雄的思想，認為人才不能自然而然地產生，必須經過實踐的磨煉。他說：
“學問日多，簡練其性，雕琢其材也。”強調了積累知識，鍛煉品性，磨煉成才的重要性。
其次，他看到人才是參差不齊的，不同層次的人才勝任不同的工作，要恰當使用人才。再次，重視人才實際作用的發揮。他認為，空讀詩書而不能學以致用，就如同知草木而不能采伐，“以作房屋”或“以和方藥”，這樣的人才毫無用處，不能算作人才。並提出以人才發揮作用的大小評價人才，實際上是最早的“實用主義”。另外，他還認為人才作用的發揮，依賴於用人者—即執政者，也就是重視環境對人才利用的影響，最早提出了人才有效利用的思想。
三國時期，誕生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人才學理論專著—《人物治》。在這部書中，劉邵總結了人才成長的曆史經驗，繼承了以往的人才思想並有創新，係統闡述了人才本質、人才分類、鑒別人才與用人的標準、原則等問題。
（1）第一次從氣質的角度對人才進行區分。
認為物質是由五種不同物質即“五行”構成的，所以“質有兼偏、性有高下”。
（2）選拔人才，堅持德才標準，德為先，反對曹操的“唯才是舉”。他將人才分為“兼德、兼才、偏才”
三類，認為德才兼備者最佳。首次，從德才兩方麵審視人才。反對隻唯德，隻唯才。
（3）首創“八官”和“五視”的方法識別人才，並將觀察過程中容易產生的偏頗謬誤總結為“七繆”。
（4）在人才選拔上，強調君主和人才兩方麵的因素。一方麵，君主要善於識別、任用人才；另一方麵，人才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表現。
（5）第一次，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人才的心理動態，建議采取不同的方法駕馭人才，量才而用。
唐代是人才輩出的時代。唐太宗李世民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他從隋朝滅亡中認識到人才在治理國家、維護統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製定了壓製士族，廣攬人才，虛心納諫的政策，還改革了科舉製度，選拔了許多優秀人才，出現了“貞觀之治”的良好局麵。
從這段時期來看，重視人才仍然是主要的話題。但由於社會地位、價值觀和所處時代的不同，思想家們又各具有不同的人才思想。司馬遷提出實踐出人才，時勢造英雄的思想，大膽駁斥人才天生論。王充針對當時無才之輩居官自傲的社會局麵，提出了以實際效果來評價人才的思想，是實用主義的先驅。劉邵不僅揭示了人才的本質，而且，還最早從心理學的角度，對人才進行區分和選拔使用，將人才選拔標準具體化為德才的雙重標準。
可以看出，在具體內容上，思想家們的人才思想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的，是應時而生。與先秦相比，在人才培養上，從重視社會鍛煉，養士，到開辦官辦學校，大規模培養人才。在人才選拔方麵，從籠統的“賢”具體為“德”、“才”或“德才兼備”。在人才使用上，從重外在考察到關注人才的心理特征，對人才的了解更全麵，使用更科學。從隻顧選拔、任用，不重效果，轉向注重業績的考察。可見，對人才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