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曆史名城長沙市湖南大學校園，掩映於深山大壑、茂林修竹之中的嶽麓書院，據史書記載，於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宋洞創建，實際創始時間尚可推到唐末五代時期。據南宋學者、曾是嶽麓書院山長的歐陽守道的記載，嶽麓實際是在唐末僧人智璿辦學的基礎上“因襲增拓”而成的。
從南宋到清代，代代有名人：陶澍、賀長齡、郭嵩燾、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叱吒風雲的人物；譚嗣同、唐才常、黃興、蔡鍔、陳天華、熊錫齡、程潛等，更是嶽麓高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嶽麓進入學堂時期，又為中國革命培養了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蔡和森、鄧中夏、謝覺哉、甘泗淇、周小舟等，毛澤東亦三次寓居嶽麓，問學於楊昌濟。似此一個學府培養出如此眾多的人才，不要說是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也難於尋見。
曆史證明，嶽麓書院，包括改製之後的學堂在中國教育史上，是有它的突出地位的。嶽麓書院形成了一套具有特色的教育主張和教育方法，其中人才培養目標的確定是十分重要的。早在南宋乾道元年，張栻主張嶽麓要力糾時葬，把對學生進行嚴格的培養放在首位，明確培養學生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治國安民；做官不是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祿，而是要“致君澤民”，使學校的人才培養與社會的需要結合起來，為地主階級的整體和長遠利益服務。倘從官吏的素質直接關係到封建國家的治亂和安危而言，張栻的主張，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與人才培養目標相適應，嶽麓書院還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育方針和方法。首先，書院始終把學生的品德培養放在首位。從張栻開始，幾乎所有書院的山長都把教育看成是倫理道德教育。宋、元、明各代，均以“忠孝仁愛”作為校訓，至清代，加上“整齊嚴肅”和“實事求是”，就形成了嶽麓書院16字校訓。如果說，在元代之前，嶽麓書院還偏重於道德和知識的灌輸，那麼，明清時期則更重道德的實踐，重視行為規範。清代山長王文清製定的至今嵌在講堂右壁的《嶽麓書院學規》18條，除6條講學習方法、態度之外，其餘都是講道德修養的。嶽麓注重學生品德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勇於踐行、關心民瘼的經世濟國的人才。據不完全統計，僅為正史立傳者便有26人。
重視學生主體精神的培養，激發學生的主動性，是嶽麓書院的另一個特點。南宋時期，張栻就提出“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的觀點，認為“學思並進”才會使學生在受到教育的同時煥發創造精神。清代山長李文照指出：
學生要有闕疑精神。總之，在嶽麓書院的教育傳統中，不但重視教的方麵，而且更為重視學的方麵，不隻強調學什麼，更強調學了之後的發明創造。
值得提及的是，嶽麓書院的教育傳統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雖然，書院在總體上是以程朱理學為宗，但它並不排斥對其他學派的研究。千年之中，各學派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在嶽麓中傳授過學術觀點，其中有閩學、陸王心學、漢學，乃至近代新學等，即使是對立學派，書院也能容之存在，相互切磋，從不閉門鎖戶。最為典型的是，清末康梁維新思想的進入。這些，不僅繁榮了嶽麓書院的學術，更促進了嶽麓教育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