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味的博弈
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博弈也未能形成張力，主要問題不但在於整體故事過於薄弱，也在於演員的實際表現，黃曉明和劉青雲的對弈始終不能處在同一個表述層次，讓整體懸念大為縮水。前者的各種細節把控不足和略帶緊張的情緒，很大程度上已經泄露了人物的內心秘密，即使是在和薛凱琪的對手戲當中也無法避免。雖然演員表現不盡如人意，這個角色設定仍然有很多玩味的地方，譬如他是靠“關係”上位的院長，再加上內地演員的身份，顯然就形成了一種關係的隱射—行政權的交迭，以及相關部門的各種交替，最終開始一種社會性的精神治療。
現實中這種治療的結果當然難言滿意，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仍然把其定義為“精神分裂者”。至少在法律之下是如此，但從香港在地民眾的角度出發，反而是這個城市陷入了某種問題。從曆史上來看，香港實際上曆經港英統治、冷戰格局，再到今天的回歸，每一次的意識形態爭奪，都令其陷入一種迷惑和無所適從，最後呈現一種漂泊無根的迷茫，並竭力以“香港精神”作為一種表象而深植為自己的文化烙印。但無論香港電影如何強調草根、在地色彩，也難免這種時代性的焦慮，於是各種精神分裂的人物成為電影裏的重要符號。因此，《暴瘋語》中的精神分裂，是一種意識形態中的分裂，並且是映像式的分裂—精神分裂者對一個病例過度地強化，反而映射出自己的心魔。
影片中多次強調“這裏是醫院，隻有醫生和病人”，力圖在刨除政治色彩的前提下來表達自己的態度，然而實際上這種設置仍然像一個微型社會，醫生對病人的權力，甚至是一種強行監禁治療的方式，都帶著社會化的影子。中間的問題隻是誰瘋了，誰正常，還是大家都瘋了，對此電影主創們不會做明確的說明，但是觀眾仍然可以意會—這種隱藏本身也是一種“精神分裂”的感受，但以影像來表達一種自我的隱喻，也可算是一種紓解。
很明顯主創們不打算將影片撥雲見日，而是想用各種造型手段“遮蔽”，黃曉明和劉青雲的角色選取與設置，很明顯是用一種分裂性的演技標準去凸顯一種潛在的“分裂”，同時也帶著一定的商業指向。
但事實上的結果是為了盡力去聯結兩人的戲劇性衝突，導演隻能借助於各種壓抑的、暗調的布景以及布光方式，各種音響、音樂設計，這些技術運用不但看起來有些喧賓奪主，事實上也太過壓抑並造成了觀眾的部分感官不適，這是影片商業性的致命傷。
唯獨影片的最後一場戲裏，用窗明幾淨的兩人會話收尾，令人感到渾身舒暢和解脫，但無論如何也有過於造作的痕跡。事實上這種造作幾乎貫穿了整部電影，包括配角的使用，鮑起靜鬼魅一樣的演出如同《僵屍》後的延續，帶著神經質和恐怖感，不但給人過火的感受，而且最後下落不明，讓人感歎整個劇作的不嚴謹。
於是，《暴瘋語》作為一部空有形式感但內核淩亂的電影，雖然有值得解讀之處，但作為電影的商業藝術本身來說，仍然是有點乏善可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