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
隨筆
作者：武琪
多年以來，林毅夫一直致力於回答經濟學的“盧卡斯之問”——“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秘密和機製到底是什麼？”
為此，在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前後幾年中，他先後寫出了《繁榮的求索》、《新結構經濟學》和《從西潮到東風》等數本著作。在書中，他引用盧卡斯教授的一句話感歎道：“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他就很難再去思考其他任何問題了。”
簡而言之，林毅夫的答案是，經濟增長是一個結構——包括技術、產業、基礎設施、製度安排等不斷變遷的過程，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是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資源稟賦，促進產業的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林毅夫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並以此對現時複雜的國際經濟動態變局進行新的學術概括和對策思考。
近日，記者參加了新一期朗潤·格政論壇，並現場與林毅夫做了交流。
緣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會陷入陷阱？
林毅夫曾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行的“解讀三中全會的改革政策”論壇上表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裏，最主要原因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個觀點，林毅夫教授也曾在國家發展改革委舉辦的“發展改革大家談”講座中表述過。
他指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發展中國家具有後發優勢，可以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從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風險和成本比發達國家低很多，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數倍於發達國家。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平均增長3%。一個發展中國如果善於利用後發優勢，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10%。
可是事實卻不如此。
林毅夫說，從經驗事實來看，從二戰後到現在，全世界隻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然後進入高收入：中國台灣和韓國，隻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裏。最主要原因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二戰後發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強調通過政府幹預來克服市場失靈，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也就是高度強調政府在資源動員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視了市場。結果以對市場的各種扭曲建立起來了一些先進的產業，但是，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盛行，經濟發展的績效很差，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20世紀70、80年代，全世界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學的第二版——新自由主義盛行，強調市場，忽視了政府的作用，主張采用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但結果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的國家經濟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林毅夫說。
在同一時期，有少數經濟體取得了成功，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場”，也有“有為的政府”。為什麼有效的市場很重要？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產業是一個國家在國內、國際市場形成競爭優勢的前提。企業追求的是利潤，隻有在充分競爭、完善有效的市場體係之下形成的價格信號，才能使企業家按照當時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技術、產業的選擇，從而使整個國家具有競爭優勢。為什麼有為的政府也同樣重要？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和製度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隨著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製上層製度安排也必須隨之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