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回到南京後，南京當局不僅扣留了張學良，派出了大軍威逼西安，還提出了處置西北的兩個方案：一個是中央軍進駐西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分別撤到甘肅和陝西西部，紅軍全部返回陝北；一個是中央軍進駐西安，東北軍移駐安徽和黃河流域，十七路軍移駐甘肅，紅軍返回陝北。南京方麵的這些行為，激怒了東北軍中的少壯派。他們對南京方麵提出的兩個方案，不願意接受任何一種，堅主強硬抵抗，史稱“主戰派”。1月21日，東北軍、十七路軍高級軍政負責人會議決定，接受蔣方的第一種方案，史稱“主和派”。這樣，“主戰派”更為激憤，力主先救張學良後撤兵，甚至發起“主戰”簽名運動，並長跪“主和派”將領麵前哭訴請戰不起。27日，東北軍青年軍官50餘人又到周恩來住處請願，激烈反對和平撤軍，主張隻能接受釋張才能撤兵的條件，並以同共產黨決裂相威脅。2月2日，“主戰派”派人槍殺了“主和派”將領王以哲，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二二事件“，表現出過“左”的傾向。由紅中社改名的新中華社（簡稱“新華社”）於6日播發了《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致王以哲家屬悼唁》，並在《新中華報》上發表了《我們需要和平統一》文，闡明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領袖和蘇區軍民對被害將領的“同聲悼惜”，對肇事者的指責，分析和闡明“主戰”的錯誤，表明共產黨讚成“主和”的態度，同時闡明：“王將軍是東北軍中有威望得軍心的領袖，且是抗日救亡的領袖之一，且為張學良將軍十分信賴之一人，此次在西安事變後所取態度十分正確，他堅決反對內戰……乃一部分激烈分子不顧大局，主張同中央軍對抗，而且危及王以哲將軍，實在非常遺憾！”“他們不從大局著想，其固執己見不知中國今日無論如何不能有內戰，隻有共同一致實行和平統一禦侮救亡才是出路。……共產黨為什麼放棄反蔣與推翻國民黨的口號，就是為了這個原故。”文章還響亮地提出“反對過‘左’的傾向”。這不僅說明，那些說共產黨是“二二事件”幕後製造者純係造謠、誹謗，也為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掃清思想障礙。
宣傳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
始終持和平解決態度
西安事變發生後，一些不明真相和別有用心的人，懷疑和散布西安事變是共產黨暗中策劃和參與的。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於1936年12月14日給斯大林的信中也表示了腦中疑雲：“很難想象張學良在采取冒險行動時沒有同他們商量或甚至沒有他們的參與。”
針對這些誤解和惡意誹謗，新華社於1937年1月25日播發消息《和平解決有望前線無大動作紅軍力求和平》中說：“人民紅軍對西安事變之解決居於調人地位，極力呼籲和平。”之後，《新中華報》刊載《毛澤東同史沬特列（萊）的談話》，更是清楚地說明：“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與國內改革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的，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道。”“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以簡潔之語，向世人宣布：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紅軍沒有參與策劃、發動西安事變，而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居間調解，且千方百計努力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之。這就消除了一些人的誤解，擢穿了別有用心之人的惡意誹謗。
新華社還向世人說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不僅沒有參與策劃、發動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又始終持和平解決的態度，而且也沒有趁西安事變之機有任何企圖。1937年1月27日，新華社播發新聞稿《紅軍堅持和平統一救亡禦侮之政策聞土地政策亦將有改變》說：“西安事變後各方極注意紅軍之行動，有謂紅軍將乘機占領國民黨區域者，亦有謂紅軍將攻擊中央軍者，有謂紅軍將出河南者，亦有謂紅軍將出山西者。一個半月來之事實證明，這些推測概為錯誤。據紅軍總司令部負責方麵宣稱：紅軍不但過去堅持和平統一禦侮救亡之基本政策，今後更當本此方針實行到底。蓋紅軍為共產黨所領導，共產黨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亦即和平統一禦侮救亡政策，自當為紅軍所執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領土，欲舉中國而全部滅亡之，國民黨與南京政府為全國統治之中樞，紅軍如果乘機占領國民黨管轄之區域，便是與南京相對立，吾人力求解除此種對立已一年於前，豈有忽趁西安事變乘機圖利之理。當中央軍胡宗南部進攻紅軍，紅軍退至定邊一帶力避作戰，西安事變後，胡部向固原同心城之線撤退，紅軍未派一兵一卒追擊。良（吾）以中央軍是全國禦侮救亡之主要軍隊，豈有乘機攻擊之理。”該文並且重申：“吾人以為苟非萬不得已，即迫使吾人至危害生存之地步，決不妄發一矢於中央軍及國內任何軍隊。”該新聞稿將共產黨人以民族大計為本的光明壘落胸懷，昭告於天下。讓那些誤解、誣蔑之詞，不攻自破。
自西安事變發生，紅中社迅速對西安事變進行正麵宣傳，積極地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的革命行動，同時堅持反對內戰、促進國內和平的正確立場，揭穿了一些人在西安事變上的種種誤解和誣蔑之詞，積極地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這在全國的報紙和通訊社中，紅中社和改名後的新中華社乃是第一家。○
責任編輯馬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