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夠說明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為了抗日救亡，而沒有絲毫自私之心的是，張、楊於事變當天即要求發出的“八項主張”的通電。當天，中共中央收到劉鼎、張楊和王以哲先後發來的告兵諫捉蔣等3封電報，但都比較簡單，直至當晚才得知了張、楊的通電內容，對西安事變情形有了初步了解，《紅色中華》還是於13日詳細報道了張、楊對南京政府的三點要求及通電中的八項政治主張，把兩將軍的耿耿愛國心，赤誠報國誌，昭告天下。
紅中社的宣傳，對全國人民及時了解事變真相，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謠言攻勢，澄清一些人的糊塗認識，爭取國內外輿論對事變的支持，起了積極的作用。
為避免新的內戰而努力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主張能否實現，新的更大規模的內戰會不會發生，是考量西安事變成敗的關鍵，也是擺在中國人民麵前的緊迫問題。為此，紅中社為促成張、楊抗日主張的實現，為避免新的內戰，展開了有聲有勢的宣傳。
蔣介石在被扣留西安期間，經張學良、楊虎城等的多次懇切陳詞和周恩來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張、楊抗日救國六項要求。12月28日，《紅色中華》把蔣介石允諾的六項要求和25日臨上飛機時對楊虎城的談話“我答應你們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後就可以一一實現”楬櫫於報端，並配發了社論《要求蔣介石履行其允諾！》，把蔣介石置於全國人民的監督之下，用民眾的力量來迫使蔣介石履行諾言。
蔣介石到了南京後，就把張學良扣留。12月31日，南京當局組織軍事法庭，開庭審判張學良；緊接著又調動五個集團軍的兵力進逼西安。新的內戰一觸即發，形勢十分嚴峻。蔣介石為了對發動內戰尋找借口，並嫁禍於共產黨，還通過宋子文找到宋慶齡，稱共產黨將他在西安事變獲釋時允諾的條件公之於眾，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並對宋慶齡為陝北轉送了（共產國際給陝北的）五億美金的款項等革命行為進行恫嚇。
1937年1月26日，宋慶齡給在莫斯科的王明寫信反映了這個問題。1937年1月16日的《紅色中華》在頭版，連發《內戰形勢甚嚴重，南京準備向西安進攻抗日聯軍亦積極布置》《南京將以飛機二百架轟炸西安一帶》兩條消息，詳細刊載了南京在西安附近的龐大軍事力量和向西安進逼的軍事布置，以鐵的事實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同時配發社論《為和平為停止內戰而奮鬥》，指出：“在此日寇積極侵略，中華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全中國人民均紛紛呼籲和平，不願自相殘殺的內戰再發，熱烈希望著舉國團結一致，化內戰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社論要求蔣介石遵守離西安時“擔保中國內戰不再發生”的允諾，並嚴重警告說，如果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韙，膽敢對抗日力量發動進攻，全國抗日人民、抗日軍隊與抗日紅軍，定不惜任何犧牲，給以迎頭痛擊，徹底肅清抗日道路上的障礙，鏟除日寇的爪牙。
12月26日，蔣介石飛抵南京後，發表了《回南京通電》和所謂《對張楊的訓詞》，史稱“二六聲明書”。蔣介石發表的這個聲明書，意在說明他的人格偉大，他能夠安全回到南京，是張、楊受到他“精神之感召”，而刻意回避其代表與張、楊反複談判所達成的協議，回避他所承諾的條件。這顯然為其撕毀協定、翻悔承諾埋下了伏筆。毛澤東洞察到蔣的用意，於28日發表了《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對蔣介石的所謂“二六聲明”進行了有力駁斥。30日，紅中社播發了毛澤東的聲明書，在三原雲陽鎮的紅軍總部收到後，總政治部立即組織人力翻印和對外廣泛散發。帶有紅中社電頭的這一珍貴史料，至今仍被保存在國家革命博物館和軍事革命博物館中。
南京當局扣留張學良、審判張學良，撤銷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主要將領的職務，兵發西安等倒行逆施，使西安方麵義憤填膺，怒不可遏，同蔣介石決一死戰的呼聲響遍軍營。麵對南京和西安如此尖銳的軍事對峙，紅中社在由《紅色中華》報改名的《新中華報》上刊載一係列文章《和平統一禦侮救亡》《林內閣與西北問題》《我們需要和平統一》等，一再強調，抗日聯軍將領屢次通電國內和平統一，身為國民黨中樞的蔣介石，應從大局著想，對西安之合理要求迅速予以采納，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應采取愛護的政策，萬不可以兵力相強迫，否則人心不服軍心亦不服。同時，向西安廣大要求抗日的將士們指出，應相信“中央軍裏麵大部分也不願意進行內戰”，要看到“南京方麵亦有采取和平途徑解決西安問題之勢”。並且疾呼：“中國今日無論如何不能有內戰，隻有共同一致實現和平統一禦侮救亡才是出路。”“中國非消滅內戰，不足以言救亡，非有堅決禦侮之國策，不足以言統一。”唯“和平統一，禦侮救亡”為上策，這樣才有利於培養民族的抗日實力，才能抵抗暴日的侵略行為。
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南京雖把大軍開到西安附近，但未敢貿然進一步采取軍事行動。西安方麵雖拉開戰線，擺出了決戰的陣勢，但完全是為了自衛。這樣，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蓄意背棄允諾、發動新內戰的陰謀未能得逞。
力主顧全大局
當時的大局是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蔣介石一離開西安，態度立刻發生變化。飛機到達洛陽，他就命令張學良讓楊虎城立即釋放陳誠、衛立煌等被扣的高級將領。此後，他又要西安方麵放回被扣的50架軍用飛機。到南京後，軟禁張學良，組織高等軍事法庭開庭審理張學良，判處他徒刑十年。後雖由國民黨政府宣布“特赦”，但“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西安方麵最初還希望張學良將蔣介石送到南京後，能在三五天內安全地回來，這時才確知他不能回來了。蔣介石在1937年1月5日又下令將楊虎城、於學忠兩人撤職留任，派顧祝同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調集37個師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進，其中進入潼關、直逼西安的達12個師。蔣介石不僅對“下令東路軍退出潼關以東，中央軍決離開西北”等承諾食言，並且進一步造成大軍壓境之勢，大規模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在此危機關頭，為了顧全大局，製止內戰再發生，鞏固和推進以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所獲得的成果，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於1937年1月8日，緊急發表《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紅中社迅速對外播發了這個通電，並在16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全文刊登。《通電》指出：“當蔣介石先生一返南京，形勢突趨惡化；在日寇援助下，親日派一麵扣留張漢卿先生，一麵指揮已奉蔣先生命令正在撤退之中央軍又向西安進攻，企圖爆發空前之內戰，為日效忠。”因此，當此危機關頭，中國共產黨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站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立場，堅決的要求南京當局立刻下令停止軍事行動……使國內和平立即實現”。同時指出：“此時蔣先生應挺身而出，製止禍國殃民之內戰重新爆發。這對於蔣先生是可能的，因為今天參加進攻西安的中央軍均聽命於蔣先生，這對於蔣先生是必要的，因為蔣先生曾經擔保中國內戰不再發生，這次事變對於蔣先生之政治人格與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實為重大之試驗。”同時告誡：“今日中國……一切甘冒不韙，投降日寇之親日派分子，必將自趨於毀滅之途。”這些主張，將南京當局中的親日派欲製造新的大規模內戰的企圖，揭露於全國人民麵前；也使蔣介石麵對大規模內戰的即將發生，而置之不理和推脫責任，失去借口和可能；同時把共產黨人要求南京當局停止軍事行動，製止內戰發生，實現國內和平的意願，展示於國人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