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中社對西安事變的宣傳
史事本末
作者：王美芝
西安事變發生時，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通訊社和機關報《紅色中華》，同為一個組織機構——紅色中華社，簡稱紅中社。透過紅中社的新聞報道和宣傳，可以看出當時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在西安事變上的政治態度及其演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勸蔣抗日”政策下的產物。而“勸蔣抗日”是張學良、楊虎城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影響下確立的共識。在1936年4月9日晚8時至10日清晨4時，中共中央派周恩來、李克農同張學良就聯合抗日問題在膚施進行談判時，張學良對中共中央的“反蔣抗日”口號提出異議，建議共產黨在外“逼蔣抗日”，他在國民黨裏麵“勸蔣抗日”，內外夾擊，把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思想扭轉過來。張學良還表示，除非蔣介石投降日本，否則他不能反蔣。10月，蔣介石來到洛陽，督導張學良、楊虎城“剿共”，依然頑固地執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張學良盡全力向蔣苦諫哭諫而不成。12月5日，蔣介石移駐華清池，並與張學良攤牌：若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與第十七路軍分別調到福建和安徽，將陝甘兩省讓給中央軍來“剿共”。 9日，蔣介石做好了解除張學良、楊虎城職務的各項準備，連發布解除張、楊二人職務的新聞稿都擬好，讓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密囑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10日又召開軍事會議，決定12日發布總攻紅軍命令，並對張學良、楊虎城撤職查辦，解除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武裝，逮捕在西安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張學良、楊虎城在被蔣逼得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實施了“兵諫”，即西安事變。
旗幟鮮明地支持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動之時，張、楊即授意秘書於是日淩晨6時前，草成發動事變對時局的宣言並油印散發。東北軍交通處處長蔣斌背叛張學良，利用掌握電台的便利，一方麵向何應欽密告西安發生事變，一方麵扣發宣言。南京政府則利用張、楊宣言被遲發，下令對西安方麵情況進行嚴密封鎖，對西安張學良XGOP電台英語、德語、法語報道西安事變真相的廣播，也利用南京、漢口電台進行強力幹擾。美國記者斯諾幾次試圖把張、楊宣言八項主張發出去，國民黨檢查官也一個字都不準拍發。而國民黨南京政府卻通過中央社在事變發生的當天即多次向國內外拍發電訊，誣稱張、楊“率部叛變”，“劫持統帥”，“主張推翻政府”。《中央日報》等更是連篇累牘地恣肆攻訐，說張、楊率部“假借名號，犯上作亂，此其罪大惡極，不容誅戮”，“不但對官長為叛逆，實與全國國民為敵，與整個民族為敵”。與此同時，他們還通過外交部在13日通告駐外各使館及各國駐我國使節，誣蔑張、楊“叛黨”“叛國”。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還於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對蘇聯駐中國代辦威脅說：“西安之事，外傳與共黨有關，如蔣公安全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慨，將由中共而推及蘇聯，將迫我與日本共同抗蘇。”
由於國民黨南京政府嚴密封鎖西安事變的真實情況，並開動宣傳機器對西安事變大肆造謠攻擊，使得中外輿論和蘇聯一時很難做出正確的報道和公正的評判。各種猜測，以至詆毀和攻擊均有之。蘇聯的塔斯社、《真理報》和我黨在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在事變發生之初亦認為這是“中國親日分子的一個陰謀”，“實則在加劇中國分裂，製造更加混亂的局麵，使中國成為外國侵略者的犧牲品”。“對於目前中國民族生死所係之一致團結、禦侮的運動上，實為深可痛惜的事件”。國內一些中間性團體和一些學者、教授們，也拍出擁蔣譴張、楊的電報。15日，北平各大學校長聯名致電張學良，要求張“懸崖勒馬，護送蔣委員長出險”。 16日，271家報社、通訊社聯名發表《全國新聞界對時局宣言》，指斥張、楊為全國“四萬萬人之公敵”，呼籲“全國之民意，對學良之良心，施行嚴厲之監督，更動員全體中外記者之史筆，對張學良之功罪，預留千秋萬世之定論”。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辦報方針的《大公報》，於18日在上海版和天津版同時發表《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嚴厲指責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南京政府還把這封公開信翻印了許多萬份，用飛機運到西安空投散發。20日，胡適在《大公報》上發表評論《張學良的叛國》，指斥張、楊扣蔣“是破壞國家，是破壞統一”。
在一片譴責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叫囂聲中，紅中社旗幟鮮明地支持張學良、楊虎城。在事變第二天，紅中社在《紅色中華》報刊登《西安抗日起義蔣介石被扣留張學良楊虎城堅決的革命行動》，不僅如實地報道了西安事變，還正確地分析了發生的原因。該文還指出：“張學良已發出呼號全國抗日的通電，各方及全國民眾正紛紛讚助此革命的起義。全國人民要求將漢奸蔣介石交付人民審判。現在全國民族抗日鬥爭形勢已急轉直下，西安抗日起義在全國抗日民眾及軍人的擁護中，將迅速地開展為全國大規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19日，紅中社播發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蘇維埃中央政府提議召集和平會議通電》，旗幟鮮明地說：“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在當時，能迅速而公正地報道西安事變，旗幟鮮明地堅決支持西安事變，紅中社是第一家。
為了引導全國民眾正確認識西安事變，12月15日紅中社播發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15位紅軍將領簽發的《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一針見血地指出：西安事變“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16日出版的《紅色中華》，發表《西安抗日起義的原因》，進一步闡明：日本加緊侵略中國，使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綏遠的炮聲，推動了全國抗日怒潮的發展，停止內戰，援綏抗戰的呼聲日益高漲，而蔣介石繼續妥協賣國，並與日本商定，由日本協助，在三個月內消滅蘇維埃與紅軍，根絕抗日力量，解散日本認為的“不穩部隊”；蔣介石還親自到洛陽、西安，並調來嫡係部隊，準備消滅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采取斷然措施，實在是被逼上梁山，這也是蔣介石出賣中國，鎮壓全國抗日運動的必然結果，是除去抗日援綏道路上的障礙，進一步發動大規模的抗日民族戰爭的有利條件，也是逼蔣抗日的一種手段。
為了向全國人民說明這次兵諫行動的原因和目的，西安事變的政治設計機構設計委員會於事變當天即決定宣布蔣介石的罪惡。16日的《紅色中華》發表題為《蔣介石罪大惡極——十年反革命五年賣國》的文章，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曆數蔣介石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