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緣何為《八一宣言》潤色
人物春秋
作者：裴高才
胡秋原是我國著名愛國學者，生前見證與參與了國共三次合作，有“台海破冰第一人”之譽。筆者在撰寫《胡秋原全傳》期間，通過采訪傳主與查閱解密原始檔案發現，王明曾請胡秋原為《八一宣言》潤色。
王明力邀胡秋原赴蘇
1933年1月17日，王明秉承共產國際的旨意，起草了“一·一七宣言”，並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發布。此宣言雖仍稱呼“國民黨軍閥”，但提倡“聯合”，頗具《八一宣言》的雛形。同年1月26日，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了《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簡稱“一·二六指示信”），對滿洲各級黨部和全體黨員提出了在滿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的要求。
1934年12月25日，應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明之邀，流亡在英國的胡秋原來到了莫斯科。王明專門設家宴為胡秋原伉儷接風，有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米夫與康生夫婦作陪。
飯後，王明、米夫、康生與胡秋原言歸正傳。
也許是考慮到胡秋原參加過1931年至1933年間的“文藝論戰”與“福建事變”，是“左”傾“關門主義”的受害者，為了打消其顧慮，王明鄭重其事地從口袋中取出一份準備好的稿子，足足講了一個小時。王明闡明了自己從1931年9月隨米夫到蘇聯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以來中共政策的調整，其中包括1934年11月14日王明起草的致中共中央的信。王明在講話中批評了中共中央對第十九路軍采取“關門主義”方針，最終導致“福建事變”失敗，從而加劇了蔣軍對紅軍的“圍剿”的錯誤。
王明一邊說，一邊從桌上拿著一疊俄文、英文和中文文件，請胡秋原看。他強調指出，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突破了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後，正在進行萬裏長征。由於國內的白色恐怖，在群眾中無法公開出版黨的刊物，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為了團結全民抗日救國，中國代表團決定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機關報的名義辦一份周報——《救國報》（1935年12月9日更名為《救國時報》），在莫斯科編好版，寄到巴黎印刷發行。因為久仰胡秋原多年來一直主張抗日，文筆犀利，作品頗豐，所以特地邀請其來蘇聯。
說到抗日宣傳，胡秋原可謂一腔熱血。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毅然放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籍，回國投身抗日宣傳。先後在上海、福建主辦過《文化評論》《讀書雜誌》《抗日戰爭號外》和《國民日報》等，《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所以，胡秋原聽了王明的一番新論後，立刻引起共鳴，他說：“貴黨準備全力抗日，這是國家之幸、民族之幸。不過，據我所知，貴黨會寫文章的人大有人在，在下何德何能能肩此重任？”
“秋原兄，不怕你笑話，我們在莫斯科同誌之中，無一人懂日文。而你精通日文與英文，能用第一手資料為《救國報》寫文章，以光篇幅。我們本來等待你來寫發刊詞的，因為準備1935年元旦出創刊號（實際延期到1935年5月15日創刊），時來不及，隻好自己寫了，這裏有一張清樣，請你指教。”王明說。
胡秋原見王明的態度非常誠懇，也明確表態：“中華民族，抗日則生，不抗日必亡。世界安危和中國存亡都到了決定關頭。貴黨此時辦一份抗日報紙，在下願盡一己之微力。不過，我有一個要求，那就是隻能寫我能寫、願意寫的文章，在這範圍之外，非我力能所及了。”
王明一骨碌站起來緊緊地握著胡秋原的雙手，說：“非常感謝先生接受我們的邀請。我完全明白先生的意思。我們所期望的，就是胡先生關於抗日救國問題的分析和主張。”
“不知報社是否有日文資料？”胡秋原問。
“瓦爾加世界政治與世界經濟研究所，有很多日本報紙、雜誌和書籍，可以借閱。”米夫插話說。
“那就好。”胡秋原說。
臨別時，王明告訴胡秋原，改天會派人去看他，並洽談有關具體事宜。
次日，受王明委派，一位俄國名字為胡加可夫的中國留學生，陪同胡秋原到瓦爾加圖書館查閱日文資料。嗜書如命的胡秋原一走進圖書館，頓時被琳琅滿目的書刊所吸引。胡加可夫說到，“外國工人出版社主任是一俄人，而《救國報》是由出版社中國部主辦，由李明（立三）同誌負責”。
為“八一宣言”建言潤色
1935年7月30日夜，胡秋原結束度假返回莫斯科。王明在寓所為胡秋原接風。
晚飯後，王明對胡秋原說：“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已於7月25日開幕。這次大會就是要將我們談的反戰、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新政策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明天輪到我發言，我準備代表我們黨發表一份告全國民眾宣言。此文關係重大，所以特請秋原兄不吝惠正。”
“王先生何必那樣客氣，我一定認真拜讀。”胡秋原立即說。
這裏所說的“宣言”，就是後來推動全國抗日的《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保加利亞的季米特洛夫當選為總書記，王明是19個主席團成員之一，中共代表毛澤東、王明、周恩來、張國燾等4人當選為執行委員，秦邦憲和康生當選為候補委員。王明則是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產黨發言。
因王明於1934年9月參加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籌備委員會，對斯大林及共產國際在策略上的重大轉變早有所知——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人批評了片麵強調“下層統一戰線”的觀點，提出了改變統一戰線策略的問題。此後，共產國際一再致電和發表文章，建議各國共產黨同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談判，聯合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法共人民陣線的建立，又為這一新策略路線的現實可能性提供了有力證明。所以，王明根據這一新策略，在對國內臨時中央和東北各級黨部傳達號令的同時，擬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前夕，仿效法共的做法，起草一份宣言。
關於起草《宣言》的過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吳玉章曾告訴胡秋原，1935年6月在莫斯科聽到《何梅協定》、平津日寇屠殺國人及上海《新生》事件等消息後，吳就急電在蘇聯療養的王明共商對策，提出了展開革命新局麵的《八一宣言》。同年7月，王明回到莫斯科後，用了4天時間起草了《宣言》初稿。
另據蘇聯1956年移交的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載：1935年7月14日，代表團召開了由王明、康生等13人參加的會議。會議首先原則通過了王明起草的《宣言》，接著決定由王明、康生等7人組成一個委員會，對文字加以修改並寫一封加以解釋的信。要求宣言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釋信則在7月20日以前定稿。由於此間胡秋原正在黑海度假，未參與討論，故王明特地單獨征求其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