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一目十行地看著王明的手稿，頓時被文中的內容尤其是“十大綱領”所吸引，讚揚之聲不禁脫口而出：“王先生這篇力作真可謂字字千鈞，而且與貴黨過去的提法有所不同：衝破了‘關門主義’的小圈子和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比去年（1934年）所提六大綱領，更為完善。反映了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抗日救國的願望。”
“說實話，我在起草時，認真總結了我黨最近7年來的工作和鬥爭的經驗與教訓，就考慮要與以前的宣言有所不同。當然，起草的指導思想既包含共產國際總策略方針的要求，也受了秋原兄的影響，有的地方甚至引用了大作中的一些句子。不過，我今天請你來的目的，不是聽你的恭維的！還望老兄多發表高見。”
胡秋原知道，這裏的“共產國際總策略方針”，是指斯大林及其主導下的共產國際，通過中國代表團和蘇聯駐華使員，要求中共盡最大可能與國民黨合作，並盡量避免與國民黨發生摩擦，共同抗日，以牽製日軍，減少對蘇聯的壓力。時任蘇聯駐華武官、蔣介石軍事顧問崔可夫，晚年的回憶錄《在華使命》中披露，斯大林曾對他說：“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麵作戰。”
在胡秋原看來，斯大林此舉的本意雖非救中國，亦非救中共，但客觀上順應了當時中國的民心。
而王明所說引用胡秋原的文章，則是指胡發表於《救國報》上的《抗日就是一切，一切歸於抗日》一文，後收入胡秋原著述《中國革命根本問題》。所以，胡對王說：“謝謝先生信得過我。我事先聲明，剛才我可不是恭維，而是發自肺腑之言。不過，有幾處的用字遣詞，我倒有點不成熟的意見。”
“請老兄直說！”
“我認為，作為中共的宣言，雖然是呼籲全國同胞，但主要對象還是國民黨。原則上，對於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固然應該批評，但我們對它轉向抗戰應抱殷切期望。所以，在提到國民黨的地方，行文要留有餘地。當然，這是我的一管之見。”
“老兄高見，我一定認真修改。今天晚上我還要再仔細地看一遍，明天以明電碼（即通用的明碼電報）發給上海、南陽和美國的中文報紙，然後再譯為各國文字。”
事實上，王明修訂後的《宣言》，在“國防政府”的10條“行政方針”（又稱“十大政綱”）中，采納了胡的建言的同時，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日本加緊侵吞華北和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麵目。而在全文的第三段將蔣介石、汪精衛、張學良等列為“賣國賊”，稱黃郛、楊永泰、王揖唐、張群為“老漢奸”。
事後，王明曾向胡秋原透露，他在共產國際大會上所作的詮釋《宣言》的長篇發言，講了一整天還沒有講完，夜晚又接著講。這一發言後改名為《論反帝統一戰線》，其講話摘要刊登在聯共機關報《真理報》上。在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團上，王曾向斯大林彙報了《宣言》的要點。斯大林明確指出：“日本軍閥有一個特點就是怕打，就是欺軟怕硬……你們中國這麼多的人民，隻需團結合作，隻要抗戰到底，一定能得到勝利。”
《宣言》定稿後，王明將它翻譯成俄文，又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季米特洛夫的報告和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明確表示：“我們讚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國共產黨這一倡議：同中國一切決心真正救國救民的有組織的力量結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
《宣言》首次公開在報刊發表是1935年10月3日（《救國報》第10期），因其落款時間與明碼電報的發布時間均是1935年8月1日。故名《八一宣言》。
由此可見，《八一宣言》的出台既有國際因素，又有國內因素，雖然主要撰稿人是王明，但也吸收了代表團成員和《救國報》等中外專家的意見。
王明一直視《八一宣言》為自己的得意之作。1935年11月，他在《新形勢與新政策》一文中寫道：“開始認真應用這個新政策的具體表現，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共同署名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又說：“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宣言》，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曆史文件，這是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為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的具體提議。”
毛澤東也多次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決議、1936年12月的對西安事變通電以及1937年2月的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等相提並論。
《救國報》起死回生
1935年11月中旬，正在《救國報》蒸蒸日上、準備發行第16期之際，忽然半路殺出了程咬金——法國政府竟棒喝“停止郵寄”。
經查實，其導火索是《救國報》刊載了一封蔣經國痛斥蔣介石為“惡丈夫”的公開信。
胡秋原告訴筆者，蔣經國旅蘇期間，蘇聯兩大報紙《消息報》與《真理報》曾刊發過其兩封公開信，均轟動一時。
第一封公開信發表於1927年4月下旬，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後。
蔣經國是第一次國共合作蜜月期的1925年10月底，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行前遵蔣介石之命加入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是年10月1日在日記中寫道：“我再次提示經國，我決定允許他到俄國進修。”
抵達莫斯科後，校方給蔣經國取了一個俄國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紮洛夫。1927年秋至1930年5月，他轉入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學習，並在此加入共青團與共產黨。
四一二事變前，蘇聯一直視蔣介石為中國革命的“英雄”，蔣經國自然是鮮花簇擁的“好漢”。可是，隨著父親“清共”變為叛徒，兒子差一點成為“混蛋”。
那是1927年4月18日夜，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全體師生召開了聲討蔣介石大會。17歲的蔣經國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毅然衝上講台，信誓旦旦地表示：“當蔣介石口頭頌揚著革命的時候，已漸漸地開始出賣革命，一心想和張作霖、孫傳芳同流合汙。蔣介石一度是我的父親和革命朋友，現在卻成了我的敵人。幾天前，作為革命者的他已經死去，現在活著的是他反革命的靈魂。打倒反革命蔣介石！”
4月21日，蘇聯的第一大報紙《消息報》在刊載的《父與子》一文中，摘錄了蔣經國譴責蔣介石的公開信《嚴正聲明》。蘇聯的國家通訊社、國際性通訊社之一的塔斯社立即予以刊載，一時間迅速傳遍世界各地。時為中國國民革命中心的武漢，報紙也是連篇累牘地報道。其中漢口《人民論壇報》於4月24日在第一版全文刊發。蔣經國的公開信雲：
“介石，我不認為你會聽到我要說的話，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讀到它們。但是，不管你讀不讀得到，我都要寫出來。今天，我要重複你曾經在信裏告訴我的話。謹記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我願意為革命赴湯蹈火’。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你為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