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品讀王仲勤及家人出版的四部書，字字句句飽含著對父母的真情孝敬，印證著對孝行文化的身體力行，令人倍感親切。甲骨文之後，金文、《周書》《詩經》中已有大量關於孝的內容。當然，對孝文化的集中體現還在《論語》中。孔子直接談到孝的有十幾處，重點在“為政”篇。至今發人深省的有三處：武孝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以上三處連貫於“為政”篇。“父母唯其疾之憂”，就是說父母看到孩子生病時的那種憂愁、擔心，多麼深刻，你要體會這種心境。對父母能付出自己孩子生病時那種程度的關心，才是孝道。迄今的這種解釋沒有錯，但不全麵。唯其疾而憂，“疾”不光是指子女生理方麵，更深刻的是指子女的行為方麵。子女品行不端，不求長進，更是父母最憂傷的。這是把此段話置於“為政”篇的用意所在。“不敬，何以別乎？”敬，尊敬，敬重、敬愛、敬仰、恭敬。恭敬，恭在外表，敬在內心。光是養而沒有愛心，就不是真孝。“敬”，真愛不容易。“色難”，態度要好也不容易。色難，一個人的臉色表情，乃是其真情的流露，所謂“有諸內必形於外”。做作，隻能是暫時的。假以時日，就會露餡。對父母具有深沉的愛，才有和氣，才有悅色，才有婉容。孝敬，並不是唯命是從，並不是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論語》“裏仁”篇說：“事父母幾諫，見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易經的“蠱”卦“爻辭”上，就有“幹父之蠱、幹母之蠱”的觀念，隱約指出天下有不是的父母。這裏強調的依然是態度問題。如果父母有錯，規勸時也要有親情孝敬，講究方式方法。“二十四孝”中有“斑衣戲彩”，《紅樓夢》中有王熙鳳效戲彩斑衣。不論對鳳姐有何褒貶，她對賈母的孝敬堪稱典範。要讓老太太在日常生活中樂嗬，隻有體貼入微的關愛，否則，再精彩的戲劇捧哏也無濟於事。如我們真能做得如鳳姐一般，那真是楊萬裏詩所言：斑衣戲彩春無價了。
馬克思說過：“最初的，從動物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麵是和動物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文化是人類獨有的特性，人是萬物之靈，靈在有文化。孝的本義是對父母的崇敬與關愛。這是人類後天的習性，是文化自身的結果。孝是文化，孝行是文化的結果。孝行文化有過“聖朝以孝治天下”的君權泛化，有過“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譏諷，有過魯迅先生的剖析批判，有過對“孝子賢孫”的口誅筆伐。孝行文化在否定之否定規律中頑強前行，與時俱進。因為孝行文化是一個跨時空的永恒倫理課題，其精華體現了人類文明的普遍價值。《鳴沙石室佚書》收錄《太公家教》有言：“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西遊記》中孫悟空也如是說。正如拙著《風流短信三六九》所言：“越是走近真理，便越加發現真理的迷人。真理越偉大，越簡單樸實。人亦如是。”道理再簡單不過，愛老師、愛師傅、愛祖國、愛人民必須從孝敬父母做起。應該像王仲勤及其家人一樣，常懷“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之心，莫讓十月懷胎之父母有“我本將心照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之憾。我相信，天下父母笑口常開，社會必定和諧，中國夢必定能圓。
癸巳中秋節於本草廬
端木遺風今又是（代序）
——品讀《燭光》《燭頌》之悟
“德不孤，必有鄰”，各種外緣中，從師特別重要。
2011年3月，一部由眾多學生自發為其退休多年的老師樹碑立傳的《燭光·張克讓先生風采錄》首發式在黃土高原、黃河之濱的甘肅省靖遠縣舉行。該書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近200人，約70萬字。時隔兩年多，又一部聚詩文60篇，書法作品260幅，美術作品60幅的《燭頌·燭光首發祝賀作品集》即將由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燭光》《燭頌》主人公張克讓先生曾在靖遠一中執教31年，後又在靖遠師範、甘肅教育學院執教多年。1986年被國家教委評為全國教育係統勞動模範，1988年又當選為全國勞動模範，七屆全國人大代表。1997年退休。關於張克讓先生，國家已給予褒揚，其事跡《燭光》《燭頌》中可見，此處不再贅述。而令人感佩欣慰的是，一位老教師在退休多年後，其眾多學生飲水思源，捐資出書，懷念其為人師表。端木遺風今又是，值得一書。
上溯2500年，孔子弟子端木賜尊師重道的形象依然栩栩如生。端木賜，字子貢，孔門十哲之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對子貢著墨最多，篇幅最長。說他學績優異，修養豐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財經商能力高超。在孔門弟子中，子貢是把學和行結合得最好的一位。每當孔子遭險惡遇危難，子貢總是能挺身而出，提供強有力的經濟保障和政治支持。孔子逝世後，子貢守喪六年，為孔門弟子中守喪最長者。《史記·貨殖列傳》說：“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司馬遷作為有遠見卓識的史學家認為，孔子的名聲之所以能布滿天下，儒學之所以成為顯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子貢推動的緣故。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即曆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試想當年，孔夫子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周遊列國，講學布道，集成《論語》，流芳百世，遠非解縉、紀曉嵐欽定編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的情景可比。雖然孔夫子和眾弟子安貧樂道，總得有維持生活的最低保障吧？這其中，更凸現子貢尊師重道之功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