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評論家名氣很大，搞了一輩子評論，出了很多書，到頭卻落了個“有評論無理論”的定評。石厲則不然，他的詩歌評論沒有短平快的應景之作，洋洋大觀，是研究性的專論，是把詩人詩作放在時代的社會思潮中，予以動態的宏觀的美學與曆史的評價與判斷——闡釋著生發著也校驗著他的詩學理論。據此，他用《鄭敏的〈詩集1942——1947〉：超越客體的跡象》、《用客體指向自己：更加直接因而更加玄學的風格》、《鄭敏近觀：走向自然》評價了我國九葉派著名女詩人鄭敏的幾乎是一生的創作成就；他將女詩人匡文留與美國詩人惠特曼比較，寫出了《裸露——匡文留詩歌中的兩性情結》；他以豐富的曆史文化知識及深厚的詩學修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田海的9000行長詩《〈激情中國史〉的兩難境地》……
石厲不僅是“第三代”詩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還是他們的理論代言人，因為他就是創辦於1983年秋的校園詩歌刊物《第三代》的始作俑者者。他寫於26年前的文章《詩歌第三代》既可看作是這個詩歌思潮的宣言，也可看作是這個思潮的總結，因此也就具有了親曆性及史料價值。他說：“建國以後真正的詩歌第一代是北島他們，北島的那些追隨者們是第二代，我們是第三代。”北島之前無詩歌無詩人？有些狂妄！這就是他們亮相時的叛逆姿態。不過，他們的批判可不僅指向解放後的十七年，也指向了北島們，而且對北島們的批判還更為犀利深刻——“我們知道，北島他們的詩歌最顯著的特點也是最致命的地方，那就是以理性為詩歌本體。什麼現象，什麼生命裏程都在理性的統攝中進行詩歌式的分析回答。他們反對人之外有一個上帝存在，但當他們創造作品的時候，卻把自己填充成上帝的形象，並且不惜以上帝的扮相與讀者對話……這就從一個角度糾正了錯誤，又從另一個角度犯了這種錯誤。”批判的鋒芒夠尖銳了，但石厲的如下幾句話也許更能擊中北島們的要害：“我並不試圖反對理性，但我反對用理性來堆積作品。本來在康德美學中，這種錯誤早已被澄清了，康德以後西方的一流藝術家絕不會犯這種錯誤了。”
猶如哲學上的否定之否定，對北島們的否定反而凸顯了“第三代”詩人的實踐與理論的許多優點及其合理性：比如表現一般人的人生狀態以及表現廣普意義上的人類感情；比如絕對安於大的現狀，不對政治和時代輕易發表那些不成熟的見解；比如去探究人生或生活的細節，發現那些真正支配我們生命與生活的普遍性內核；藝術上主要關心作為人類普遍意義而存在的人的情感和人生經驗，在形式上追求節奏的口語化，語言的口語化；作品試圖尋求一種自然而然的東西，盡量尋求更高意義上的真實……
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闖入文壇的“詩歌憤青”，石厲對於“第三代”詩歌的論述，已相當冷靜而客觀了。
將一本厚重的文藝評論集以《詩學的範式》名之，足見詩論詩評在石厲心中的分量與位置。如果作者將自己一以貫之的詩歌理念定為規範自己詩歌創作的圭臬，本也無可厚非，但是作為公開出版發行麵向廣大讀者的書，《詩學的範式》就不僅值得商榷而且令人生疑。五四以降的新詩發展已近百年，應該承認中國的新詩仍在探索試驗中，離“範式”尚遙遙無期（也許永遠不會有範式）。環顧國際詩壇，也無“範式”可言，如果硬要找一種“範式”，那也隻是深藏於每一位詩人、詩評家內心的“個人版本”，示人可也，交流亦可也，統一則不可，亦不能。有人曾要建登天的“巴比”，連“上帝”都不同意。道理很簡單，世界需要多樣性，詩歌更需要多樣性。
不過，石厲建立在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哲學美學思想、詩人創作的直感體驗這“三維坐標”上的詩論詩評，在喧嘩嘈雜的當代詩壇，應該說還是獨樹一幟的——它比學院派的文章多了些直感多了些體驗多了些鮮活，它比某些詩人不靠譜的囈語般的“創作談”多了些科學多了些理性多了些人間煙火，它比某些職業但並不專業的評論家的大作多了些理解多了些感悟多了些對詩質詩藝的抵近。
這是石厲詩論詩評的獨特價值。
這正是石厲詩論詩評的獨特貢獻。
這也正是石厲詩論詩評的獨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