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閎在美留學的後兩年，隨著年齡與學識的俱增，他對故國腐敗與沒落的感喟也就更深。以至於他雖然身處美利堅這個年輕而上升的國度，卻每每念及故國則怏怏不樂，甚至產生了不該到美國接受現代教育的念頭——因為“既受教育，則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範圍亦廣，遂覺此身負荷極重。”如果沒有此番美利堅遊學，那麼在大清國裏做一個碌碌無為、毫無民主自由意識可言的愚昧小民，因為沒有對比，沒有接受醍醐灌頂的新思想，反而可以為雞蟲之得而沾沾自喜。但是，作為一個已經接受過現代精神引領的耶魯學子，容閎在這種偶爾閃過心間的怏怏不樂之後，更多的依然是以西方思想灌輸於中國，以圖改變中國現狀，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的宏願。
經過長達五個月的航行後，容閎於1855年初夏回到了闊別5年的中國。然而，剛抵澳門，在異國時曾魂牽夢繞的祖國卻給了他兜頭一瓢冷水：容閎非常震驚地看到，一大群華工，被販賣他們的船主將其辮子一個接一個地綁在一起，結成一串，如同驅豬趕羊一樣送往囚室。多年以後，容閎在回憶起同胞的牛馬慘狀時，“猶為鼻酸。”緊接著，兩個月後，當他在廣州見到另一幕時，更是對這個暴戾橫行的國度深感絕望，而這絕望，也催生了他培養“新人”以改變這個國家的計劃。
容閎回國的1855年，廣東暴發了天地會起義，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天地會主力撤走後，搜捕到部分起義人員和大量普通百姓。這些被俘者數量龐大，葉名琛將其中大部分人不分輕重，統統處死，其中在1855年夏天於廣州城內處死者就達7萬餘人。這年夏天，容閎恰好在廣州，他所居之處距刑場僅半英裏，這個已經習慣用美式思維思考問題的青年悲憤地看到了血流成河的刑場，地上的泥土因鮮血浸染，已變成赭色。道旁堆滿了無頭的屍體，適值炎夏，屍體腐爛，遠近臭不可聞。心馳神往的祖國給這位海外遊子上的這堂課，就是嗜血暴政下的民命如草。為此，容閎“神誌懊喪，胸中鬱悶萬狀，食不下咽，寢不安枕。”在容閎心裏，產生了對包括天地會和太平軍在內的農民起義的同情，甚至一時間有前去投奔太平軍的衝動。——幾年以後，他真的和兩個美國傳教士一起，從上海出發，深入到太平軍統治地區並抵達南京。在南京，他拜會了早年在香港有一麵之緣的幹王洪仁玕。應該說，直到在見到幹王之前，容閎都對這個當時已據有東南半壁江山的政教合一政權抱有幻想——他希望在那裏實現自己的抱負，即容閎在回憶錄中指稱的“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誌，素所主張之教育計劃，與夫改良政治之讚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為中國福也。”為此，他向幹王獻上了7條新政措施。但是，幹王雖然和容閎逐條商討，卻沒有采納的可能。並在容閎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派人給容閎送來一枚印章——封贈容閎為“義”爵。容閎深感詫異，同時還隱約覺得人格受到了侮辱——幹王把他的南京之行，看做是憑藉曾有的一麵之緣，想撈個一官半職。
南京之行，粉碎了容閎對太平軍的幻想，他將太平天國比喻為埃及石人——埃及石人首有二麵，太平軍也含有兩種性質：一麵是草根革命的正義與合理，一麵是遊民與迷信的落後和破壞。他認為，“太平軍之行為，殆無有造新中國之能力。”也就是說，太平軍完全無法擔當起改變這個僵化國家的重責。容閎通過“太平平一役，中國全國於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絲毫之利益”的判斷，進一步得出結論，自戰國以來兩千年間的中國的所謂革命，其實質都不過是一家一姓的興廢，對於國體及政體，幾乎從無重大改革。
值此衰弱季世，一個受過良好教育而深知國家及民眾禍在旦夕的知識分子，他心靈的煎熬和痛苦要遠勝他人。在回國後的十多年間，容閎先後在海關做過翻譯，在洋行做過書記，開辦過經營茶葉的公司。他必須像個俗人一樣地勞作，以便養家糊口。但另一方麵，他從未停止過尋找實施西學東漸計劃的機會——正如他多年後夫子自道的那樣，以他在美國駐廣州外交使節伯駕處任書記時的想法，“欲借伯駕力識中國達官，庶幾得行予誌。”
無疑，在歐風美雨中長大成人的容閎麵對的100多年前的中國——這個國家的腐敗、沒落和愚昧，其程度遠遠超乎他的想象。絕望的現實足以令清醒者發瘋，也足以令先驅者發憤。多年社會曆練後，容閎更加堅定地認為，要改變中國現狀，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培育“新人”。所謂“新人”，就是全盤西化。具體做法則是以點帶麵，從少數的留學精英開始，把他們培養成社會主流和意見領袖，使他們所秉承的西方普世價值取代中國傳統價值觀。但是，容閎明白，這樣的計劃太過瘋狂，注定不會被當局認可。因此，當舊友把他力薦給兩江總督曾國藩時，容閎並沒有把留學計劃拋出來。他為曾國藩到美國購買新式機器，為此耗時近兩年。當曾國藩視察江南製造局引進的新式機器時，容閎趁機向他提出附設兵工學校的建議——這隻是容閎留學計劃的第一步。直到容閎41歲那年，他的以塑造新人為目的的留學計劃才終於得以正式向朝廷提出：在這份條陳中，容閎明確建議，選派出國留學幼童首次以120人試行，此120人，又分四批，即每年派送30名。留學期限為15年，學生年齡，以12歲到14歲為最佳。容閎的條陳是通過丁日昌轉給軍機大臣文祥的，但條陳送上去後，遲遲沒有回音。原因之一是文祥不久就丁憂回鄉；原因之二則是這個留學計劃太過超前——就在前一年，大學士倭仁才上奏皇帝，堅決反對同文館招收科舉正途人員，更反對中國人拜洋人為師。這位大學士提出所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這種似是而非的空洞說教，卻在朝野中具有相當話語權。容閎的留學計劃無疑被認為走得太遠。
容閎為條陳石沉大海而沮喪不已兩年後，天津教案發生，他成為負責處理此案的丁日昌和曾國藩的助手。在此期間，他的留學計劃得到了開明的曾國藩的力挺。當年年底，清政府正式批準留學計劃。多年夢寐以求的理想終於成為活生生的現實，容閎的興奮可想而知。在此之前，當獲知曾國藩將連同丁日昌等四人聯銜入奏時，容閎的反應是：“喜而不寐，竟夜開眼如夜鷹，覺此身飄飄然如淩雲步虛，忘其為僵臥床笫間。”而此事一旦獲得清政府批準，容閎深知其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將於中國兩千年曆史中，特開新紀元矣。”——容閎的說法並沒有誇張，在一個以天下共主、世界中心自居的國家，散布遠近的他國，統統不過是不服王化的東夷西戎北狄南蠻。雖然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迫於列強壓力，不得不在和各國打交道時，以平等地位對待，並半推半就地成立了處理各國事務的總理衙門。但在斯時國人心中，夷人依然是不可信更不足學的，他們不過是比咱們多了些咱們不屑的奇巧淫技罷了。而現在，中國人不僅要向西方學習，而且這種學習竟然是選派幼童遠赴西方，把學習從娃娃抓起，這在國人中激起的反響，如同油鍋裏撒進了一把鹽。可以說，從留學計劃被批準的那一天起，反對的聲音就從沒停止過，想抓留學計劃辮子並將其扼殺的官紳大有人在。
很多時候，對先驅的圍攻會給那些蒙昧者帶來欲仙欲死的道德快感，為了這種道德快感，他們不惜把先驅汙蔑為異端邪說。容閎早年即受洗入教和多年美國生活的曆史，使他更容易被認為是異端。異端之外，還容易扣上另一頂帽子：漢奸，變華夏以迎夷狄的漢奸。
招收幼童的工作並不順利。1871年春天，容閎由南京抵上海，設立了幼童留美預備學校，開始招收第一批30名幼童。但是，在當時，不要說王公貴族不可能把孩子送到美國留學，就是一般讀書人家，也視科舉為正途，絕不會萌生中止科舉正途而就夷人學夷務的念頭。至於普通老百姓，也舍不得自己的孩子遠行萬裏。在上海沒招到足夠的幼童，容閎隻得回了一趟老家。廣東畢竟是得風氣之先的沿海，儒家思想的影響既未如內地之深，底層民眾向來也有出海謀生的傳統。這樣，在首批30名幼童中，廣東一省就占了24人，而容閎的老家香山一縣，有13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