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孤獨的先驅(3 / 3)

招收的幼童先集中於幼童出洋肄業滬局,相當於出國前的預備學校。在短期的甄別和培訓後,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從上海啟程赴美。這無疑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盛事,可惜後來者卻早已將其遺忘。從那時起到20世紀上半葉的大半個世紀裏,國人出洋留學蔚然成風,無數企圖為家國而謀的有誌之士,無不把向西方學習當做使國家富強,民族複興的終南捷徑。飲水思源,這個日子無疑值得鐫刻人心。

1872年的中國,仍然是兵荒馬亂的多事之秋。是年,左宗棠用兵西北,岑毓英攻破杜文秀占據的大理,貴州有苗族起義,海南有何亞萬作亂,日本侵吞原係中國藩屬的琉球,對幼童留學起過重要作用的曾國藩也於是年去世。在眾多官紳的指責和非議下成行的這30名來自農家的幼童,他們遠涉重洋的異國留學,便顯得無足輕重,甚至有些不合時宜。而放眼全球,這一年全世界還發生了如下事件:日本建立國家銀行。馬克思《資本論》出版俄文版。一條海底電線把印度與歐洲聯係在一起。美國成立黃石國家公園,這是世界上的第一個國家公園。

容閎沒有與這些幼童同船赴美,他早在此前兩月就先期成行,以便為即將抵美的幼童們落實食宿和入學。帶領這些幼童的,是一個叫陳蘭彬的官員。進士出身的陳蘭彬原本在刑部任候補主事,出洋時的身份是幼童出洋肄業局委員。原來,清政府始終擔心西化的容閎會把幼童們變得像他一樣西化。考慮再三,決定以陳蘭彬這位出身翰林的宿儒為正職,以求對幼童言傳身教,廣施影響,使這些幼童習歐美之技藝而懷儒家之誌趣。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事情,就像刻舟求劍一樣不近情理。

顯然,儒家傳統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麵它的修齊治平的人生觀,積極引導士大夫塑造正直剛毅敢負責任的人格,是以造就了曆代多如牛毛的賢臣良士;另一方麵,當清季之時,時局陡然一變,麵臨千古未有之大變革時,再抱所謂夷夏之大防,輕則膠柱鼓瑟,迂闊無能,重則誤己害國,淪為保守派頑固派。陳蘭彬正是這樣的代表人物。作為一個飽讀四書五經,卻對世界大局一片茫然,且“夙昧洋文洋語”的中國士大夫,陳蘭彬的識見與容閎格格不入,也才有了後來幼童中途廢止的憾事。

幼童們抵達美國後,為了盡快掌握英語,熟悉社會,他們三五不等地寄宿在美國普通民眾家裏。這些十多歲的少年,如同一張張無瑕的白紙,最能描繪全新的圖畫。很短的時間裏,他們即掌握了英語,同時也接受並喜歡上了美式生活。容閎與陳蘭彬之間的第一次衝突也隨之來臨:幼童們悉數脫下長袍,換上西服。在容閎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事情。但在陳蘭彬眼裏,脫下象征儒家傳統和中國士大夫身份的長袍,改穿夷服,簡直就是數典忘宗的咄咄怪事。更令陳蘭彬憤怒的是,不少幼童竟然加入了在他眼裏幾乎和邪魔外道可以劃等號的基督教。容閎則認為,信教與否乃個人自由,根本就沒有權利橫加幹涉。

幼童們除了在美國學校的學習外,每逢朔望之日,均要在由清政府出資修建的留美幼童肄業局裏,由陳蘭彬率領,向著北京的方向行三叩九拜大禮,以示對那個遠在萬裏之外的皇帝的效忠。此外,每過一段時間,還要集合幼童們宣講聖諭。所謂聖諭,就是曆代清朝皇帝的訓令。這種類似於時政報告的政治學習,其宗旨隻有一個,那就是幼童們必須對清政府效忠,對清朝皇帝效忠。否則,即便學業有成,也毫無用處。

如果說陳蘭彬與容閎之間的矛盾,大抵還隻是觀念之差而引發的隻限於識見上的爭端的話,那麼,當陳蘭彬升任首任駐美公使後,接替其委員位置的吳子登,其與容閎之間的交鋒,就不僅是觀念的殊異,而是從一開始,這位留洋委員就鐵了心要終結留洋。事實上,後來容閎計劃中年複一年長期實施的留洋計劃,僅派出3批幼童且在絕大多數幼童還沒大學畢業,甚至還有相當部分沒考進大學時,就不得不半途而廢,這其中,吳子登所起的作用最為明顯——他是清政府派到美國負責幼童留學的最高官員,他的意見更能左右朝野。此外,吳子登的做派乃典型小人之舉,他看不慣容閎的西化,包括他娶的老婆是美國人,更看不慣容閎對幼童的平等對待,但他從不向容閎明確提出,而是不斷向北京打小報告。這些小報告,無不上綱上線,聳人聽聞。總之一句話,必欲結束幼童留學而後快。

容閎後來總結吳子登對朝廷打的小報告,說是吳認為“此等學生,若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因此,“欲為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吳子登的小報告引發了國內官紳們對留學的新一輪攻訐,江南道禦史李士彬認為留學生“拋荒本業,紛紛入教”,而駐洋委員——顯然特指容閎一人——“毫無管束,放任所為”。原本支持留美計劃的恭親王也改變了看法,指責留學生“遠適異國,路歧絲染,未免見異思遷。”曾國藩死後,留美計劃的幕後支持者乃曾的弟子李鴻章。在李的政敵們看來,打留美這張牌,就能順帶打擊李鴻章,而李鴻章為圖自保,也不便再對留美說句公道話,甚至要求容閎不要再去管留美事務所的事情——其時,容閎已兼任駐美副使。正是在舉國均對幼童留美持批評意見,仿佛真正掌握在大多數人手裏的情況下,清政府一紙命令,結束了容閎和幼童們的留學夢。

在官員們圍繞留美計劃而互相攻訐的表象之下,幼童們之所以學業未成即被匆匆召回,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容閎要培養的是從思想到技藝,從習俗到性格都煥然一新的“新人”,而清政府中即便是李鴻章這樣的開明洋務派,要的也不過是掌握西方先進技藝的技術人員甚至工匠,當這些技術人員有可能像他們擔心的那樣數典忘宗時,他們的態度是寧肯不要。盡管包括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和美國前總統格蘭特等人出麵勸告,但尚在美國讀書的96名幼童——其中僅兩人大學畢業,62人尚在大學,32人還在上中學——統統於1881年被召回國。容閎萌芽於青年時期的以留學而塑造新人而改變中國的計劃,至此永遠擱淺。但是,容閎的努力並非完全沒有成效,在這90多名幼童中,後來有16人成為外交官,14人在鐵路任總工程師或高管,其中包括眾所周知的詹天佑;17人成為海軍將領,其中兩人升至海軍提督;15人在當時被認為是高科技的電報局任職;12人進入政界,最低的擔任知縣,最高的擔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4名醫生,6名礦山工程師,2名海關官員……

在幼童留美計劃劃上一個令人沮喪的句號後,容閎還將多次來往於美國和中國之間。他還將為那個對他一直抱有戒心的祖國殫精竭慮:他將因中日甲午戰爭而向張之洞建議借款募兵,並為借款奔走英倫;他將因支持百日維新而遭到朝廷通緝,不得不躲入使館;他將在由唐才常以救國保種為宗旨組建的國會中被推為會長;他還將因偶然結識孫中山而成為孫的支持者……

多年以後,一個秋雨綿綿的下午,我行走在容閎的故鄉——已經從當年一個破敗的鄉村升格為鎮的南屏。滿耳難以聽明的粵語裏,我一廂情願地以為,像容閎這種曾經深刻影響過他的時代的劃時代人物,他的故鄉,一定能找到許多和他有關的東西:比如紀念館,比如故居。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問了不下十個人之後,才找到了據說是容閎故居的西大街三巷一號。但是,所謂故居,其實隻餘下了兩堵殘破的短牆,夾在眾多的建築之間,顯得如此不合時宜。就像它曾經的主人,在一大群滿口天地君親師卻從來不睜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中間那麼不合時宜。

當全社會都以經濟效益為核心時,是沒有人會記得住像容宏這種思想先驅的。先驅如同未婚先孕,總是因不合時宜而被當做笑柄——不是先驅曾經的理想已經實現,而是這理想已經無人延續。換言之,我們可能有著一個半世紀前的種種困境與危機,卻沒有一個半世紀前雖萬千人吾往矣的容閎這樣的先驅。在沒有先驅的時代,漠視甚至蔑視先驅就成為凡夫俗子的原罪。

本欄目責任編輯 肖 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