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回到北京，為各種背景的電視機構服務，此時，腦袋又被老板以及各個有審片資格的領導接管。每天寫的東西，經常讓我有嘔吐的衝動。
說起來很可悲，我竟然為這樣一個簡單的、能夠盡情地發呆、盡興地胡思亂想、自己支配自己大腦的自由奮鬥了好多年。而更可悲的是，在今後的歲月裏，我的大腦注定還會經常為別人所支配；我想如果此時，老馬（注：馬克思）乘時光機而來，他肯定會對我說，兄弟，你正是我150年前描述的，被病態社會異化的可憐蟲。
想想我們的父輩，情況比我們更糟。他們的大腦被大大小小的領導們所接管，他們不知要比我們這代人痛苦多少倍。在《思維的樂趣》這篇雜文中，王小波記述了其父的這種命運。
談到思維的樂趣，我就想到了父親的遭遇。父親是一位哲學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從事思維史的研究。在老年時，他告訴我一生的學術經曆，就如一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係裏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隻老母雞要在一個大搬家的宅院裏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隻收獲了無數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隻剩下了一些斷壁殘垣，收到一本名為《邏輯探索》的書裏，在他身後出版。眾所周知，他那一輩的學人，一輩子能留下一本書就不錯。這正是因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我們這個國家裏，隻有很少的人會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雖然我們的境遇比父輩們已經改善許多，但是，一種意識形態退出曆史舞台，另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又占據了我們的大腦。這個新的意識形態就是功利———包括考試、賺錢、成功等等。有一位哲學家朋友說我們這幫年輕人要經曆三次異化。第一次是高考，第二次是事業、成功，第三次是戀愛。異化的結果就是我們的大腦被人接管，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和空間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而一個個的家長們，對我們的遭遇是完全不會同情的，他們巴不得我們成為不會獨立思考的機器，成為“書呆子”。對此，俞敏洪校長有一番精彩論述：
從古到今，中國的教育體係傳遞出了一種強大的信息，隻要讀書就能有出息，隻要讀書就能當官，隻要考上大學就是有本領，隻要能出國就是最大的成功，至於說信仰、道德、懂不懂事都無所謂，隻要孩子們聽話，好好讀書就行，最後讀書讀得越傻越好。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孩子們一方麵沒有學會懂事，另一方麵又被各種考試製度所擠壓，最後即使成了人才，也變成了沒用的人才或畸形的人才。
可以說，俞敏洪校長所言正是我所經曆的16年教育的寫照，那麼，既然我們從來沒有時間用自己的大腦進行思考，既然我們一個個最終都成了傻子，我們廣博的知識從哪裏來？我們自己的思維體係從哪裏來？我們的智慧從哪裏來？我們的創造性思考從哪裏來？我們的才藝從哪裏來？我們的真本事從哪裏來？我們的個人魅力從哪裏來？
有一位國家領導人這樣說過：“綜觀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史，許多科學家的重要發現和發明，都是產生於風華正茂、思維最敏捷的青年時期。這是一條普遍性的規律。”“人的思維創造活動的最好年齡，一般是20幾歲到30幾歲。”
看看這種說法，我們是不是會不寒而栗？自己盤算一下，我們在30歲前都幹什麼了？
一位網友對我們的成長模式進行了如下總結：
懷孕、出生，自然現象，也許有城裏人所謂的胎教；
幼兒園前，聽媽媽、爸爸、姥姥、姥爺、奶奶、爺爺……的話，做乖娃娃；
上幼兒園，聽阿姨、媽媽、爸爸、姥姥、姥爺、奶奶、爺爺……的話，做好娃娃；
上小學，聽老師、媽媽、爸爸、姥姥、姥爺、奶奶、爺爺……的話，做好學生；
上初中，聽校長、老師、媽媽、爸爸、姥姥、姥爺、奶奶、爺爺……的話，做好學生（自己已有一些關於世界的看法，與教育者想法不一致）；
上高中，聽政府、校長、老師、媽媽、爸爸……的話，做好學生，（自己已有一些關於世界的觀點，與教育者產生衝突，迫於壓力藏而不露）；
上大學，聽政府、校長、班主任、老師……的話、做好學生（自己已形成世界觀，你說你的我想我的，形成雙麵人）；
工作，聽政府、各級領導……的話、做好下屬（以雙麵人麵對社會）；
此時，人已到了25歲左右，基本定型。
孩子們就這樣被按部就班，按照標準培養出來了，可為什麼就沒有諸如“創造力”、“想像力”、“藝術素養”之類的素質呢？而更令人感到矛盾和困惑的是：我們的孩子成人之前要求一切聽話；而成人之後，卻要求創造力……
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大腦都不能掌握，縱使是天才又有什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