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樂觀主義的感染下，同學們漸漸活躍了起來———反正都這樣了，不如齊心合力想辦法。大家越談越來勁，高高興興地搭起了帳篷，把初戰失利的沮喪拋在了腦後。
這次經曆給我們小組定下了不怕挫折的基調，也給我在團隊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調，那就是，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帶頭給大家鼓勁打氣。
（引自《劉亦婷的學習方法和培養細節》第16頁）
我看到這段文字後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這裏呈現的，根本就不是一群哈佛大學的本科生，而是哈佛幼兒園的小朋友們。而劉亦婷呢，則把自己扮成幼兒園阿姨的模樣。小朋友們一遇到困難，阿姨就站出來了，來給他們做思想政治工作了。不過我看她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實並不怎麼高明，或許她應該給大家講講紅軍長征的故事，講“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再給他們講講馬拉鬆運動員艾哈瓦裏的故事，講他的名言：“我的祖國不是派我來聽發令槍聲的，他們是要我來衝過終點的。”
為什麼劉亦婷要不吝筆墨地大段描述這段經曆呢？我的揣測是，她和她的家長想借此告訴讀者，看看劉亦婷是多麼富有領導能力吧。
大一暑假，因為想留在哈佛籌備會議，學習運作大型國際會議的全過程，我提前爭取到一份給哈佛商學院教授做研究助手的工作，每周有償工作40小時，時薪10美元，解決假期的生活問題（當然，這也是難得的學習與實踐的機會）。與此同時，我連續3個月每周為HPAIR無償工作40個小時以上。有一次我連續往數據庫裏輸入了幾百份登記表，人都快累癱了。兩年後我擔任主席時，第一批改革措施就有把報名方式改為網上登記，大大減少了勞動量。但當時我和同伴們都毫無怨言，隻覺得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爸爸媽媽對我的選擇十分讚賞，他們說：“我們一直在觀察你什麼時候能夠表現出忘我精神，因為成就事業需要這種強大的內趨力，結果，在你19歲的假期我們看到了期待之中的寶貴品質。”事實上，HPAIR的骨幹分子都具有這種忘我精神。
（引自《劉亦婷的學習方法和培養細節》第30頁）
看到“忘我精神”這個詞，尤其是這種自我表彰的“忘我精神”，我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警惕。況且，劉亦婷做這件事情是否出於“忘我”，我覺得是大可商榷的。我歸納一下，發現劉亦婷為HPAIR工作的好處有三：
第一、撈資曆。在這個組織做過一段事，將來求職的時候可以大大渲染一筆，甚至寫書時也可以渲染一下，何樂而不為呢？況且付出的成本僅僅是連續3個月每天幾個小時而已。
第二、免費周遊各國。借著這個協會的名頭，到各國遊玩一下，起碼交通費是免了，還可順便看看熱鬧。
第三、開闊眼界、擴大交際的需要。在《劉亦婷的學習方法和培養細節》一書中，劉亦婷這樣總結自己在HPAIR的經曆，“在運作HPAIR的全過程中，我的各種能力和綜合素質都得到了鍛煉和提高。我從中學到了太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結識了很多誌同道合的好夥伴。”
第43節自我表揚，不吝筆墨（2）
既然劉亦婷可能從這個HPAIR組織中得到如此之多，我覺得她的付出簡直微不足道，將“忘我精神”這樣的光榮稱號戴在自己的頭上會不會有些言過其實了呢？
這裏，我想提醒一下劉亦婷，在自我表彰之前，先要把真正的“忘我精神”是什麼樣弄明白，否則難免貽笑大方。下麵有兩個案例，可供參考：
77歲的高耀潔在70歲才開始做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做到什麼時候呢？麵對這樣的疑問，高耀潔的回答是8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是這句常見的書麵語，讓CCTV“感動中國”錄製現場上的觀眾潸然淚下。自1996年開始她自費進行艾滋病預防和救治工作，已經走訪了河南100多個村莊，見到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家裏僅有的一台電腦還是別人捐贈的。從2000年開始她將主要精力放在對艾滋遺孤的救助方麵，至今已花費8萬多元，無償資助了164名艾滋病孤兒。
正因為高耀潔做了這麼多，她在回答CCTV《麵對麵》記者的提問時才會做出下麵這段理直氣壯，心地坦然地回答：
記者：您做這些有回報嗎？
高耀潔：沒有。要說有回報就隻是我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了。
記者：那你能不能告訴我到底是什麼東西驅使你這麼做的？
高耀潔：我的看法，一個人活著不應該光為了自己，應該為了更多人，每一個人都應該多付出一些，付出一些對這個社會總是有好處的。這個總比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好吧。
另一位堪稱“忘我”的人物是鍾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