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就站在岸上看著她們，曾湘蘭看到母親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後終於看不見了。曾湘蘭沒想到，這一別竟成了她和母親的訣別。她到新疆十年後，母親就去世了。
曾湘蘭出來時，上身穿的是表嫂給的一件小花襯衣，外麵罩的是母親用床單給她做的一件大襟褂子，下身穿的是一條藍士綢褲子，腳上穿的是舅媽做的一雙藍士林布繡花鞋。她的全部行李，就是一把雨傘，一隻布袋裏麵有一把小剪刀，以及草紙、鋼筆等物件。
記得到了長沙後，別人一看曾湘蘭那土裏土氣的打扮，就笑她是鄉下的女娃子，他們特別愛笑她腳上的藍士林布繡花鞋。她一氣之下，用小剪刀把鞋子上的花剪掉了。
她的個要比同齡女孩高出大半個頭，就虛報了年齡，把十四歲報成了十六歲半。
過了兩天，體檢榜就貼出來了，曾湘蘭一看，有自己的名字，高興極了！
從這天起，曾湘蘭覺得自己就是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了。她的表姑和侄女也考上了，三人高興得什麼似的，抱在一起，欣喜得落淚。
出發前，招聘團給她們放了有關新疆的電影和歌曲，葡萄滿架，果實累累，真令人陶醉和向往，這更增強了她們建設大西北的決心。
“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為建設新新疆而努力奮鬥！”“安下心，紮下根，長期建設新新疆！”“為建設新疆貢獻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等等，這是她們當時的響亮口號。
曾湘蘭她們這次出發有三千餘人，四個大隊，她被編在第一大隊。部隊前麵三個大隊全是湖南女兵，後麵的四大隊有部分男同誌，還有前麵幾次進疆時留下的病號。
從長沙坐火車到西安後，鐵路就不通了。女兵們改乘道奇牌敞篷汽車，編成一個車隊繼續往西北走。整個車隊浩浩蕩蕩，不過那時全是土路，車行之處，塵土飛揚，遮天蔽日。
到了蘭州，西北軍區專門派了一個連隊護送她們，每輛車上都有三名男戰士，車頭上架著機槍。女兵們則把頭發盤在帽子裏，扮成男兵模樣，一有情況就端起手中的洋傘，虛張聲勢。
原來，河西走廊一帶土匪成群，特別是烏斯滿叛亂勢力經常在新疆與甘肅之間流竄，因此要特別提防。
經過漫長的路上顛簸，曾湘蘭她們終於來到了迪化。一路上，這些湖南女兵們一直沒有洗過澡，渾身結滿了泥垢，髒得不得了，感覺那路上的塵土塞滿了耳朵、鼻孔，泥土的腥臭味聞著就讓人憋氣、惡心。一下車後，她們就找洗澡的地方。
她們終於看到一條小水渠。不遠處有開荒的戰士，但曾湘蘭和幾個女兵再也顧不上了，穿了襯衣襯褲就下到水渠裏。那是她一生中洗得最舒暢的一個澡！在旁邊墾荒的戰士都是年輕小夥子，知道是湖南來的女兵在洗澡後，全都背過身去。
那天洗完澡，曾湘蘭跑到一個帶隊的高個子首長跟前問：“前麵還要去哪裏？”
首長告訴她說是喀什。
曾湘蘭天真地問：“喀什在什麼地方？”
首長說：“在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的最西邊。”
曾湘蘭不明白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在哪裏，又追問說：“有多遠呢？”
首長說：“大概一千六百公裏吧。”
曾湘蘭以為自己聽錯了：“天啊！你說什麼？一千六百公裏？”
首長笑了笑說：“從長沙到烏魯木齊是四千多公裏，所以，剩下的那點路根本不算什麼。”
曾湘蘭一聽，絕望了，跑到廁所裏大哭了一場。現在她才知道，自己離家有多遠了。要是想回湖南，可怎麼辦呢？
在這裏稍作停留後，招兵的車又出發了。曾湘蘭與表姑、侄女沒有分在一個大隊，除了在西安見過兩次麵，一路上都沒有見著。因為，她們的文化程度比她高，被分配到八一農學院深造，後來成了新疆的第一代棉花姑娘，成了農業技術骨幹。
十八天後，招兵的車隊終於到了新疆的喀什。
沒想到，曾湘蘭和另外兩個女兵又被分到了駐紮在莎車的四十五團，也就是現在的麥蓋提縣。當時的麥蓋提縣屬於莎車管轄。
那天車子一過英吉沙，老天就突然刮起了大風。燦爛的日頭突然隱沒了，藍色的天空猛然間變得昏黃，遠遠地聽到了大風的嘯叫，然後越來越近，聲音也越來越尖厲。緊接著，嘯叫聲變成了咆哮——像千百頭被激怒的雄獅發出的咆哮，又像是一條大河從上千尺的高處傾瀉激揚起來的濤聲。塵沙轟轟隆隆地迎麵撲來，好像一片沙漠兀地站立了起來，天地間一片昏暗。
麥蓋提，地處塔克拉瑪幹沙漠西南邊緣，喀喇昆侖山北麓，綠洲集中在葉爾羌河中遊、提孜那甫河下遊衝積平原上。
那個冬天，南疆特別冷，天空都凍成了青紫的顏色，大地一片蒼灰，開都河的水全部結成了冰，像一條凍僵的大蛇，躺在蒼茫的天地之間。遠處的大山毫無生氣地橫亙著，凍得像在發抖，大地斑斑駁駁，顯得十分蕭條和淒涼。
曾湘蘭把發給她的氈筒和大衣都穿上，把頭發攏在帽子裏，往裝滿給養的敞篷車上一躺，任由車拉著往前跑。車由兩個司機輪流著開，晝夜不停，顛簸了三天三夜，總算顛到了麥蓋提。
可到了麥蓋提後，曾湘蘭她們連一床被子也沒有領到。她和另外兩個女兵隻好擠在一起睡，三個人隻蓋著一床從湖南帶來的薄被和一床在西安領到的軍毯，夜裏常常被凍醒。
到麥蓋提沒過幾天，曾湘蘭就被調到營部。組織上的說法是，營部首長需要一個有文化的人當文書。還給曾湘蘭介紹了一個對象，他就是營長趙立軍。
轉眼，1953年的春節到了。大年除夕那天下午，營部通信員牽著一匹馬來接曾湘蘭，說是讓她回營部過年。
可她剛回到營部，就被帶到了一個“地窩子”裏。全營連以上幹部坐在那兒，個個都喜形於色，桌上放著兩小堆水果糖，每人跟前都放著一杯水。一見她進去，教導員就說：“歡迎新娘子！”
接著，現場就響起了“劈裏啪啦”的掌聲。
曾湘蘭是被推到趙立軍身邊的。
趙立軍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兵，經受過血雨腥風，與死神打過上百次交道。他出身農民，幾乎識不了幾個字，當時已近三十歲的年齡，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年齡。他在心中自然希望成一個家，希望能找一個有文化的湖南女子當老婆。但現在，他有些憐憫起曾湘蘭來，覺得自己和曾湘蘭有些不般配。
當時，曾湘蘭心理沒準備好，哭得跟淚人似的。她不顧一切地衝了出去，在漆黑的曠野裏狂奔。凜冽的寒風一陣陣從戈壁灘上掠過，笨重的氈筒使曾湘蘭一次又一次跌倒。曾湘蘭索性把氈筒脫了，掛在脖子上，腳上隻有一雙布襪子，曾湘蘭也沒覺得冷，沒覺得硌腳……
曾湘蘭後來終於同意和趙立軍一起生活。
同為湘女的戴慶媛回憶起當年的情景說，自己怎麼也沒想到，1952年3月她報名參軍，竟然一進新疆，就是一生。
從長沙坐火車到西安，再換乘蒙著綠色帆布的軍用卡車，一路顛簸著開往戈壁灘深處。那一車有四十個女兵，還有兩個男戰士護送，車上架著機槍。“有傳說我們這些女兵是被機槍押到新疆的。”戴慶媛說，“其實我們都是響應毛主席號召，自願參軍。機槍是用來防土匪的。”
那年，戴慶媛剛剛十七歲。
女兵們誰也沒想到，汽車到了新疆後，竟然會在戈壁灘上停下。
隨著帶隊幹部的一聲大喊：“同誌們下車吧。”
女兵們伸頭往車外一看，茫茫戈壁，荒無人煙！
看到女兵們誰也不願下車，帶隊幹部再次發出呼喊：“湖南的女兵到了！大夥兒快出來歡迎啊！”
刹那間，“呼啦啦”地上突然鑽出幾百號人，個個灰頭土臉的，都是大男人。他們熱烈鼓掌，歡天喜地。
戴慶媛這才知道，他們都是住在“地窩子”裏的。
在兵團歡迎湖南女兵的大會上，王震將軍說：“同誌們，你們要紮根邊疆，準備把你們的忠骨埋在天山腳下。”
“哇……”有些女兵大哭。聽說要把骨頭埋在新疆，肯定不能回家，見不著爹娘了。
戴慶媛想的卻是：“青山處處埋忠骨，我們新時代的婦女總不能比不上古人吧。”
像她這樣來到新疆的女兵有很多，據不完全統計，1950年到1952年，僅湖南就有約八千名女兵進疆，稱之為“八千湘女上天山”。
戴慶媛說：“我們湖南人是跟一些當官的結婚的。
男的大十幾歲的也有。”她的老伴李安堂倒是隻比她大八歲，而且兩人還算“組織牽線，自由戀愛”。
1958年，戴慶媛生下第一個孩子。兵團規定，每十年可以休一次探親假。
“八千湘女”大多是知識女性，懷有對新時代
的憧憬和建設新中國的激情。當組織上給她們介紹對象時，她們一時未準備好，未必是因為對象本人不好，而是因為她們還沒有愛過。
“湘女多情”這句話，說的就是湖南女子用情之深、之烈。戈壁上的愛情是時代的大愛融合著個人的小愛。
在當時情景下，動員內地女青年入伍援疆，是固邊安邦的需要。
1949年9月，國民黨駐疆部隊起義，新疆和平解放。10月，王震將軍率部挺進新疆。
1952年2月，毛澤東主席下令：“把戰鬥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
新疆曆史的轉折就此開始！
十萬大軍鑄劍為犁，在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鹽堿灘、沼澤地，開荒種地，屯墾戍邊。
惡劣的自然條件，軍人們並不怕，他們怕的是沒有家。軍墾戰士大多是三十歲左右的單身漢。
一次，王震將軍在石河子開大會，他講完話之後，問大家有什麼意見。
一個戰士馬上起立敬禮，說：“報告首長，我有意見——現在新疆解放了，您讓我們開荒種地守邊防，沒得說。不過等我們老了，您能不能在天山上修個大廟，讓我們當和尚去？”
王震心裏明白：“沒有老婆安不了心，沒有兒子紮不了根。”清代，他的湖南老前輩左宗棠收複新疆後，也搞過屯墾戍邊，就因為將士們沒有在新疆安家，結果“一代而終”！
怎麼能解決駐疆官兵的婚姻問題？怎麼能讓兵團戰士們安心屯墾戍邊？
新疆人口總共才四百多萬，漢族人口隻有三十萬左右。為了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當時漢族戰士一般不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女性通婚。
這點兒漢族人口，怎麼才能解決這麼多光棍漢的婚姻呢？
組織內地女青年來新疆工作
，紮根邊疆，有助於穩定軍心，倒不失為一種選擇。
慶幸的是，基於“戰友之情”的婚姻，也給不少湘女帶來了幸福。
說起自己的婚姻，“八千湘女”中的很多人，都會談到兩千多年前細君公主遠嫁西域的事。“細君公主離開長安時，對漢武帝說：‘天下果得太平，兒雖死無恨。’她在這裏故去，寫了一首有名的詩：‘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願為黃鵠兮歸故鄉。’新疆這塊土地的穩定和鞏固，曆來就與女人有一種特殊的聯係。我們以小我的犧牲，換來了一個新的新疆。”
曾湘蘭養育了三兒兩女。三個兒子都在新疆的邊防部隊工作，兩個女兒在烏魯木齊工作。曾湘蘭已做了曾祖母，一家四代紮根邊疆。
她和其他湘女一樣，是當之無愧的“荒原上的第一代母親”。她們孕育了兒孫，還孕育了一種獨特的人文精神：愛、寬容、大義和堅韌。
曾湘蘭說：“我們湖南人，和左宗棠、王震流著同樣的血。左宗棠‘抬棺西征’，不收複新疆，就死在新疆。王震將軍在烏魯木齊對我們說：‘湖湘弟子滿天山，這還不夠，你們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我們湖南女兵做到了。這就是湖南人，這就是湖湘文化。”
除了湖南，還有陝西、甘肅、山東、上海等地，都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女兵進疆運動。
女兵們的到來，為駐疆部隊官兵成家立業、紮根邊疆做出了貢獻，也由此拉開了內地省市大力支邊的序幕。
可以說，這一車又一車的女兵是偉大的“戈壁母親”，也是新中國第一代的“援疆人”。
1950年1月，駐疆解放軍發揚南泥灣精神，在天山南北掀起了大生產運動。他們在人跡罕至的戈壁荒灘，在野獸橫行的雪山深穀，開荒造田，興修水利，植樹鋪路，蓋房建場。當年，全軍開荒六點四一萬公頃，播種五點五七萬公頃，創辦軍墾農場十三個。
1951年至1952年，駐疆解放軍節衣縮食，籌集資金，創辦了新疆第一批大中型現代工業。1952年年底，按照黨中央的批示，部隊創辦的十九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無私移交新疆省政府管理，為新疆現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黨中央高度重視吸收內地的專家人才，參加新疆的農業、畜牧、水利、地質、冶金等各方麵的建設。
留學生劉明環，曾在英國利物浦大學攻讀過熱電專業。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開辦的一家紡織廠，因受苛政擠壓，瀕臨破產。王震將軍數次登門拜訪，說服劉明環隨部隊進疆，任命他為兵團軍工部長。這一舉措，不僅讓劉明環深受感動，也使一大批知識分子備受鼓舞。
很短時間內，加入到解放軍第一兵團的知識分子竟有萬餘人。到新疆不久，王震就聚集了一大批學有所成的專家學者，其中有國內著名農學家徐治、水利專家王鶴亭、鋼鐵專家餘銘鈺、地質學家王恒升、紡織專家劉鍾奇等。
在新疆大建設的初期，王震親手建立了八一農學院、新疆醫學院等高等院校，並從北京、上海等地請來專家和教授。
新疆和兵團農業大生產的開展，水利建設的大規模進行，現代工業的開創，及各類社會改革的順利實施……
無一不傾注了內地大批知識分子的真誠付出和投入。
其後，國家采取一係列措施，給新疆以強力支持：
一批批知識分子、大批複轉軍人，源源不斷地充實到新疆各行各業；
抽調急需的教學科研人才，充實到新疆的高校和科研隊伍中；
動員四川、安徽、河南等地農村青壯年來新疆，充實農業生產一線。
為加快新疆發展，國家還整廠整建製地調遷一批內地工業企業進疆。
1966年5月5日，天津市南開區毛麻紡織社一百三十七名職工攜帶六十八台設備，整體搬遷至北屯，成為北屯毛紡廠的前身；
新疆七一棉紡廠、新疆低壓電器廠、新疆農機廠等由上海遷入，
新疆第一、第二建築公司分別由長春、天津遷入，
新疆冶金建築公司由蘭州遷入，
新疆電力安裝公司由西安遷入
……
這些人員和企業的到來，填補了新疆工業的空白，為新疆經濟輸入了新的血液，使新疆建設事業得以迅速發展。
“1966年7月17日，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從一個待業青年變成十萬上海知青大軍中的一員。”這是當年薑萬富在日記裏寫的一段話。
薑萬富是家裏最小的男孩，從沒離開過大上海。去新疆那年，他才十七歲。啟程那天，薑家每個人都哭了。
然而，親人的眼淚，卻擋不住離別時刻的到來。
上海火車北站，歡送的場景是熱烈隆重的。歡快的鑼鼓聲、高音喇叭的樂曲聲、親人送別的叮嚀哭喊聲，相互交織。
隨著汽笛一聲長鳴，載著一千九百多名知青的火車，緩緩駛出。這一切很快就被拋在了腦後。
列車途經蘇州、南京停靠時，無數中學生往車窗裏遞慰問信：“向上海大哥哥學習，保衛邊疆，建設邊疆！”
火車開了三天四夜，終於到達新疆吐魯番的大河沿火車站。薑萬富看了一眼車窗外，心立刻涼了：怎麼這麼荒涼？！
可這個地方，離他們的目的地還有一千五百多公裏！
第二天，他們轉乘敞篷卡車，一路沙塵滾滾，顛簸著翻越天山，又走了七天才到達目的地。這是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葉城二牧場場部。
但是，知青們生活的地方還不在這裏。卡車又拉著他們往昆侖山裏開，走了十幾公裏的石頭路，這才最終停了下來。
薑萬富和同伴們一看，立刻傻了眼，這哪是人待的地方？這是一片連房子都沒有的戈壁灘，僅有的兩個“地窩子”，還是專門為迎接他們新挖的。
迎接知青的許連長，操著濃重的東北口音喊道：“這是一個新連隊，地沒有一畝，房沒有一間，路沒有一條，條件很苦，委屈你們了。但是，我們的雙手一定能在這片戈壁上開出良田，建成綠洲。眼下住的是‘地窩子’，喝的是澇壩水（土坑裏的蓄水），將來一定能住上磚房，點上電燈，用上自來水。下車吧，孩子們！”
“地窩子”裏的那一夜，上海知青們沒有一人睡得著。
苦悶的薑萬富，拉了位戰友出來散步。
他們爬上一個高高的沙丘，相視無語。良久，戰友臉朝東方，朝著上海的方向，大聲呼喊：“喂！我在雪域——”
薑萬富也附和著，拖著聲音：“哎！我在高原——”
此時，他們似乎隻有以這樣的呼喊，才能疏解他們心中的憂愁。
牧場的條件是艱苦的。支邊前，他們雖也是做好了吃苦準備的。但是，這裏苦得“出乎意料”。他們每天勞動十一個半小時，每半個月才休息一天，挖土，挑土，開墾荒地。
最初的半個月，知青們幾乎沒有笑容。即便如此，所有知青都以幹活積極為榮。
那些日子，薑萬富到二十公裏外的鎮上，自己出錢，買了一把又薄又大的坎土曼（一種鋤頭）和一把大鐮刀。它們讓薑萬富耍足了威風。
在薑萬富的帶動下，牧場知青們打破了日挖土方五十六立方米的紀錄，達七十六立方米；打破日割苜蓿三畝二分的紀錄，達三畝六分。
他說：“我就是要證明給大家看：上海青年不光能說，而且能幹，我們是最棒的。”
不過，沒過多久，驕傲的薑萬富就冷靜下來。“這裏有身上疤痕累累、參加過抗戰和解放戰爭的功臣，也有比我們早幾年來的湖北、江蘇、上海、浙江知青，他們保衛邊疆、建設邊疆多年，現在和我們一樣奮力苦幹。我，一個上海待業青年，有哪一點比他們強呢？”
命運，還是垂青薑萬富的。
1967年9月28日，牧場領導派人將薑萬富從地裏叫回來，讓他去學習當衛生員。第二年，牧場送他去城裏醫院進修外科。
學習一年後，薑萬富回到了葉城二牧場，成了這個牧場二十多年來的第一個外科醫生。
昆侖山上的這個高原牧場，平均海拔三千多米，氣候條件惡劣，最遠的牧點，薑萬富去一次就要走八天。
在這裏，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馬和驢，薑萬富走遍了遠近數百個放牧點，成了戈壁上的“馬（驢）背醫生”。
而有些地方，連馬和驢都過不去，他隻好手腳並用爬行過去。
一次，薑萬富出診後回家，下山到一半路程時，腳下一滑摔倒了，順著布滿積雪的山坡滾了下去。坡的盡頭是懸崖，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滾到了崖邊。
就在這危急時刻，前麵正好有一塊大石頭，他本能地一腳蹬在石頭上。人停住了，石頭滾下了懸崖！
就是在這極端艱苦的環境中，薑萬富整整堅守了四十三年，救人無數……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知青掀起了返城高潮。當年和薑萬富一起從上海來的夥伴，很多都離開了新疆。他遠在上海的姐姐、姐夫，多次來電話催他回去：“隻要我們有吃喝，就有你們的。”
此時，薑萬富已與一名浙江女知青結婚，並生了個女兒。他思來想去：“回城後工作沒有著落，我又拖家帶口，作為一個男人，哪能全家寄人籬下呢？再說，我的兩個哥哥去世早，母親年紀大，生活由三個姐姐照顧，我還要回去增加他們的負擔，是個男人嗎？”
薑萬富決定不走了。妻子以離婚相威脅，他也不走。“我的醫療技術，若是放在上海，根本不值一提。葉城二牧場離城裏遠，牧業點的病人要是得了急症，送到那裏都要一兩天時間，人還沒到就早沒命了。但有我這樣的醫生在，及時把病人處理一下，就爭取到了救命的時間，就能保命。”
結果，妻子帶著女兒回了浙江。離婚後，“那種孤獨，真難受呀”，不出診的時候，薑萬富就自己拉二胡、敲揚琴，排解憂愁。
實際上，薑萬富真的很想家。他後來跟牧場診所裏的護士趙軍花結了婚。趙軍花出生在新疆，比他小十來歲。薑萬富設法教會了她上海話。實在想家的時候，他就用上海話跟妻子聊天。
1998年，九十二歲的老母親撒手人寰。可她老人家臨終了，也沒等到唯一在世的兒子回到上海。薑萬富收到了姐姐們寄來的一個厚厚的信封：裏麵裝著一塊黑紗。
此後，夜深人靜的時候，薑萬富經常流著淚，獨自跪在地上，向東方磕頭。
……
想家想了大半生，可2009年退休回上海時，六十歲的薑萬富老淚縱橫，舍不得走。他走了，病人們怎麼辦？
多年來，他帶過的有文憑、沒文憑的醫護人員，先後走了十幾個。那年冬天，有個準備到這裏來工作的大學生，一看周圍的環境，連車都沒下就走了。“B超沒人了，接生也缺人了，盼望已久的X光機很快要來了，也沒人會用！”
離開新疆時，薑萬富流著淚說：“對不起了，鄉親們！我們的家訓是：少不出家鄉是廢人，老不返家鄉是罪人。以後的清明節，我要去拜祭父母啊！”
2009年8月，六十歲的薑萬富回到了生他養他的黃浦江畔。在政府的幫助下，他們一家住進了兩室一廳的新房子。
……
拋繁華而樂寂靜，舍安逸而取艱難，薑萬富的四十三年，是上海知青支邊的縮影，是十萬人的青春無悔。
這一次的上海青年“援疆”也是王震將軍的主見。
1962年，時任農墾部部長的王震考察了兵團塔裏木墾區後，請示國務院，提出動員上海知識青年支援兵團開發的建議。建議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支持和上海市委的響應。
隨後，十萬上海知識青年因此來到新疆，成為兵團屯墾大軍的有生力量，掀起了開發塔裏木的新高潮。
其實，與薑萬富一樣來到新疆支邊的青年，遠非僅是上海知識青年，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國先後有湖南、四川等十幾個省市的一百多萬青壯年告別家鄉，投身新疆和兵團的社會主義建設。
支邊的歲月裏，知青們與新疆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融為一體，無論是開發鞏固邊疆、建設新疆，還是加強民族團結，都做出了貢獻。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同樣牽掛新疆這片廣袤的國土。
“文化大革命”期間，兵團建製被撤銷，軍墾事業受到破壞，也動搖了新疆穩定的根基。王震深感痛心，一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和觀點，他主張盡快恢複兵團，並向鄧小平提議。
以1979年召開的全國邊防工作會議為主要標誌，中央對“對口支援”新疆首次有了明確表述。
這次會議，對我國內地省市對口支援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中共中央第一次確定了具體對口安排，即：
北京支援內蒙古，
河北支援貴州，
江蘇支援廣西、新疆，
山東支援青海，
上海支援雲南、寧夏，
全國支援西藏。
1980年9月到1981年5月，王震代表黨中央，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連續四次到新疆全麵考察。
他強調，新疆建設的成就是各族人民互相學習，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黨、國家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區大力支援的結果。
1981年8月，鄧小平考察新疆。他到牧民家中做客，留下與牧民孩子一起騎馬的曆史瞬間。鄧小平強調：新疆穩定是大局，不穩定一切事情都辦不成。
1981年10月，黨中央決定調時任吉林省委書記的王恩茂到新疆工作。
離京前，鄧小平就新疆工作對王恩茂做指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是現在的農墾部隊，是穩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要恢複。
同年年底，中央決定恢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製。
也在這一時期，中央對“對口支援”首次有了明確法製化的表述。
1984年，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首次以國家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了上級國家機關組織和支持對口支援的法律原則。這標誌著我國對口支援製度建設進入了國家基本法律層麵，而且將之作為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律製度的重要內容。
長期以來，黨和國家
十分關心新疆的穩定與發展，
對新疆穩定和發展做出一係列重大決策，為新疆跨世紀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此過程中，始終堅持“三個離不開”的原則，即五十六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堅定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
1996年，為促進新疆發展，中央做出開展援疆工作的重大決策。1997年，第一批援疆幹部進駐新疆，拉開了援疆工作的大幕。
至2010年十三年中，先後有六批援疆幹部來到新疆。他們不管是年輕的“八零後”公務員，還是人到中年的教師，回想起援疆生活，都飽含深情。
黨的十六大之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情牽天山南北，高度關注新疆的發展與穩定。
新疆各族人民不會忘記，每一次狂風驟雨襲來時，黨中央、國務院總是和新疆各族人民休戚與共、心心相印。
“七五”事件後，胡錦濤總書記親臨新疆，看望慰問各族群眾，指導善後處置工作，為新疆工作指明方向。
新疆和平解放六十多年來，始終沐浴在黨和國家親切關懷的陽光下，在每一個新疆發展的關鍵節點上、在每一次曆史轉折時期，黨中央國務院都高瞻遠矚，一以貫之地支持新疆經濟社會發展，采取重大措施改善各族群眾生產生活條件。
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胡錦濤總書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會議為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繪製了清晰的藍圖。
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習近平就到過新疆，後來又多次到過新疆。到中央工作後，他於2009年6月到新疆考察五天，把身影留在了巴音郭楞、喀什、克拉瑪依、石河子、烏魯木齊等地的農村、企業、社區、學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牽掛著新疆這片土地，牽掛著新疆各族人民群眾，高度重視新疆工作，審時度勢、運籌帷幄，提出一係列新思想新論斷，對新疆工作進行係統的研究部署，為把祖國的新疆建設得越來越美好描繪了壯美藍圖。
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年多時間內，就曾對新疆工作做出過三十多次指示和批示。
2014年4月27日至30日，習近平總書記親赴新疆考察調研，深入鄉村、企業、部隊、學校、基層派出所、清真寺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地了解新疆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看望各族幹部群眾和部分長期在新疆工作的老同誌，對做好新疆工作進行指導。
2014年5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推進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工作。
……
有一份深沉的情懷，縈係著天山南北兩千兩百萬各族群眾。
有一種曆史的擔當，引領著新疆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新一輪對口援疆有明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從中央新疆工作會議，到新疆最高官員的選拔任用，乃至十九省市的全方位援建，從政策、戰略到人員、財力支持，新疆在西部大開發十年的新節點上，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曆史性機遇。
未來，新疆要與全國同步進入全麵小康社會！
新疆，始終與共和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