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邊塞奏新曲
血，鮮如楓丹，紅如火焰，濃如醴酒，貴如黃金。
在人的情感世界裏，親情是無法替代的因素，血濃於水。親情無限，這是血緣的獨特魅力。不管我們身居何地，隻要思念起親人，心中就會油然升起一種親切感。
中華民族是個大家庭，五十六個民族是兄弟姐妹，無論誰在征程中遇到困難挫折，其他兄弟姐妹都應該伸出援助之手。
先進帶後進，先富幫貧困，中東部支持西部新疆。這既是國家戰略，更是發達地區的神聖責任與光榮使命。
為了中華民族走向繁榮昌盛，近代多少誌士仁人奔走呼號，震撼的鳴響激蕩著數千年古國，但總是遺憾重重。
好雨知時節。新時期，新使命，東中部地區幫助新疆，這是呼應中華民族走向偉大複興之路的曆史壯舉，利在千秋，當仁不讓！
● 現實夢魘
貧困，人類的夢魘。
因為貧困，人類社會在前行的過程中，難免頻頻發生矛盾與災難。
新疆，是片美麗而神奇的土地。這裏是詩和夢的家園，這裏有安詳的綠洲，奇崛的峰巒，古老的廟宇，凝固的火焰，還有美麗的民間傳說，還有浪漫的民族歌舞，還有濃鬱的民俗風情……
然而，再鮮活的生命形態，再深厚的文化底蘊，都離不開現實的肌體需求。
1999年到2009年這十年，新疆無論GDP，還是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是以年均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增長。即使如此，新疆這兩項指標在全國的位次卻不斷退縮，分別由原來的十三位和十七位，下降到二十位和三十位。
至於農牧民收入、社會公共事業……則同樣不可與發達地區同日而語了。
如何才能讓新疆走上後發趕超、跨越發展的道路？如何才能讓新疆實現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
這自然成了很多人都在思考的問題。
霍城縣與哈密市，是被中組部最早確定為全國兩個“對口援疆”的試點縣（市）。
“對口援疆”試點縣的幹部，不再是掛職，而是擔任“試點縣”的主要領導職務；不是“單槍匹馬”一個人來，而是率領一個團隊；不再是對“試點縣”負部分責任，而是負全責。
2002年的7月。伊犁河穀。
一個魂牽夢縈的日子。陽光燦爛。河水歡唱。
邊陲霍城，一下子來了江蘇無錫市的七名對口援疆幹部。
初來乍到，禁不住讓這幾位江南人頓時為之一振。
告別了小橋流水、吳歌悠揚的江南水鄉，來到西北風光的伊犁河穀，讓他們領略到的是另一種自然景色。
這裏有巍峨的雪山和深邃的藍天，有“駿馬好似彩雲朵、牛羊好似珍珠撒”的草原牧場，有最壯麗又淒楚動人的現實與傳說；陽光在這裏也從不吝嗇她的溫暖和撫慰，靜靜地愛撫著這裏的每一朵花，每一棵草，每一顆柔軟的心……
然而，讓他們為之一振的，遠非這些自然美景和動人傳說。
盡管來到霍城之前，無錫的援疆幹部也有過思想準備，但第一次深入全縣城鄉調研時，霍城的現狀仍然讓他們十分吃驚。
需要說明的是，此時的霍爾果斯尚未“獨立門戶”。然而，查看年度經濟報表時，他們卻發現，2001年全縣財政收入才五千多萬元，而財政支出卻是近一點五億元，財政赤字竟然是財政收入的近兩倍，縣直機關工作人員已兩個月沒發工資了，人心惶惶。
經濟貧困落後，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縣委、縣政府大門前的場麵非常尷尬，天天有上訪的群眾。
通往各個鄉鎮的道路沒有一條是好的，縣城到處是斷壁殘垣，幾乎沒有一幢像樣的建築，大街上到處坑坑窪窪，塵土飛揚。
許多農牧民生活十分艱難，不僅茅廬草舍、破氈舊房，而且有的農牧民連一天三頓的溫飽也難以維持。
2002年初，薩爾布拉克鎮有一位維吾爾族農民叫努爾包拉提，結婚分家時，窮得一貧如洗，兩手空空。沒辦法，他與新婚的妻子隻好到切特薩爾布拉克村廟爾溝，借住在一位鄰居的家中。
……
這是10月的一天上午，無錫援疆幹部來到清水河鎮的可克達拉村調研時，車子根本無法進村，全村唯一通往外界的小路，大坑套著小坑，他們不得不徒步走進去。
在村民霍爾果斯家裏，援疆幹部們看到，兩床破舊的棉絮，就是這個家庭的唯一家當。看到他的妻子因患肺結核躺在炕上時，援疆幹部們禁不住一陣心酸，當即就掏出三百元錢給霍爾果斯，讓他買一些生活用品。
可他們還看到的是，這個村的家家戶戶，都住著遮不住風雨的破舊土屋；村民們的臉上，都被貧困的陰雲籠罩著。
……
又一個深秋的下午，這些援疆幹部在副縣長馬瑛蘭的陪同下，冒雨來到縣人民醫院，一進入住院的病房，隻見破舊的病房裏，外麵下大雨，室內下小雨，可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們，有的打著點滴，有的不停挪動著鋪蓋，有的用器物在接雨水……原本痛苦的病人更添了無奈與憂愁，真可謂是“雪上加霜”。
見此情景，援疆幹部們禁不住感歎道：“老百姓怎麼能在這種地方看病？！”
再向醫院領導一打聽，他們的心裏就更不是滋味了。
因為霍城的醫療條件太差，沒有一家像樣的醫院，全縣百分之九十的病人都去了伊寧市區就診，不但路程時間長不方便，還增加了老百姓的額外負擔，還給危重病人帶來生命的威脅，而縣醫院根本留不住科班人才，連膽結石這樣的外科手術也無法開展。
盡管霍城的老百姓們怨聲載道，卻又萬分無奈。
……
深秋塞外的雨夜，朔風蕭瑟，寒意陣陣，窗外白楊樹葉在風雨的吹打下，不時地發出“沙沙”的聲響。
連續多日的調研，讓無錫援疆的領導們感慨良多，心情變得異常沉重。霍城的水秀，霍城的景美，但霍城的風凜冽，霍城貧困落後，霍城的各族百姓苦。
在無錫闊步奔向小康時，在蘇南憧憬現代化的美景時，邊陲的霍城各族百姓還在為溫飽犯愁。還有這裏的民族矛盾問題、宗教問題和邊防邊貿問題，這些都是無錫援疆幹部們人生經曆中從未遇到過的……
素有“塞外江南”之稱的伊犁尚且如此，那麼自然條件惡劣的南疆情景又是如何呢？
2010年之前，在南疆農村，到處都是灰黃色的土坯矮房。走進和田地區許多少數民族百姓家裏，人們發現，他們家裏都非常貧寒，找不到桌椅板凳，吃飯、睡覺幾乎在地上，家裏根本沒有值錢的家什，即使家裏所有家什統統加在一起，也不會超過兩百塊錢。不過，無論再窮，他們家裏仍然有著一塊補著的彩色大地毯……
新疆到底有多窮？
2009年5月31日，在人民網發布的《新疆扶貧開發走過六十年輝煌曆程》一文中，自治區扶貧辦說：“到2008年底，全區貧困人口已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五百三十二萬減少到二百五十三萬，有二百七十九萬貧困人口擺脫貧困、走向富裕。”
矛盾的是，同年10月2日，新華社記者趙春暉發表題為《新疆：進入新世紀以來又有二百四十三萬農牧民擺脫貧困》的文章。文章提到，截至2008年，進入新世紀以來，新疆貧困人口從五百三十二萬減少到二百八十五萬。
2010年1月8日，依然是新華社記者趙春暉在報道新疆扶貧工作會議時得到消息，新疆為二百四十九萬貧困人口建立檔案。——嶄新數據橫空出世。
難道這是一組說不清道不明的數據？
不過，早在1994年，國家在確定五百九十二個國家級貧困縣中，新疆就有二十七個。而在十八年後公布的國家級貧困縣數目還是五百九十二個，其中調出三十八個，調入三十八個，新疆名單卻未作變動。
2009年，新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七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四千零五元，分別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四千九百餘元和一千一百餘元。其中，新疆農民人均收入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百分之二十二左右，在全國列倒數第二位。
同時，人們還發現，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不但新疆與內地的發展差距持續拉大，新疆內部各地區間發展差距也在驚人地拉大。新疆經濟重心在北疆。北疆重心，則在北疆南部沿天山地區的天山北坡經濟帶；而天山北坡經濟帶的重心，則是以烏魯木齊市、昌吉市、阜康市、米泉市和五家渠市為主的“烏昌一體化”。
以2008年為例，天山北坡經濟帶以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承載了全疆百分之五十五的GDP比重和近百分之四十的投資比重。相比較，在喀什地區、和田地區和克孜勒蘇柯爾克孜州
（下文簡稱克州）
的南疆三地州，雖人口占全疆比重的近三分之一，但GDP比重和投資比重分別隻有百分之九和百分之十二。
2009年，南疆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何？喀什是一萬零九百五十七元，和田是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二元。
而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就更低了：喀什為三千二百七十元，和田為二千六百六十七元，而克州僅為一千八百零一元。
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賈誼在《論積貯疏》說：“‘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嚐聞。”古人的話雖非絕對真理，但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新疆，經濟落後，社會公共設施建設同樣落後。
醫院等衛生事業發展嚴重滯後，普通百姓缺醫少藥，生病難以得到及時治療，甚至等待“上帝”的“眷顧”。
在新疆廣大的農牧區，不僅道路破爛不堪，校舍破損，缺少師資，許多孩子讀不起書，甚至上不了學。
數據顯示，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前，僅南疆喀什、和田和克州三地州幾片互不相連的綠洲上，就密集居住著全區超過百分之八十四的貧困人口，基本是少數民族；而北疆的貧困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少數民族。
地理上的封閉，經濟上的落後，基礎教育的嚴重不足，濃厚的傳統宗教氛圍，社會發展的不均衡，使得新疆不但經濟和社會發展落後於內地，在觀念和意識上的差距更大。不少有過內地與新疆對比經驗的人認為，這種差距鴻溝之大，堪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別。
同在新疆內部，城市與貧困偏遠的農村社會，亦有巨大梯次差別。地理上的相對封閉，經濟上的極端落後，使得部分農村地區生活觀念與中世紀並無顯著區別。
……
還有新疆的流浪兒童難題，這也是十分令人揪心的。2011年4月2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主要領導宣布，派出八個工作組分赴十九個援疆省市走訪，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接回在內地流浪的新疆籍兒童”。
亞爾，出生在喀什郊區一個小村子裏，哥哥比他大六歲。院子裏的二十多隻羊，幾乎就是全家最大的一筆財富了，有時候父親會殺掉一隻，靠賣肉來維持著一家的生活。幾乎天天都喝得爛醉的父親，從小對他哥倆拳腳相加，甚至連他母親都打。在他五歲的時候，父母就離婚了，雙方誰也不想要他們。於是，他們隻好跟著年過七旬的奶奶生活。
哥哥自然無心上學，每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孩子混在一起，看見富人住的大別墅，一幫人就開始吹牛如何去“口裏”（新疆方言，指內地省份）賺大錢。終於有一天，哥哥跟隨一個叫“老板”的中年人走了，一個月後，哥哥的一個朋友找到亞爾，說帶他去上海找哥哥。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他被騙了，哥哥並不在上海。
不幸的童年，殘缺的家庭，大多數新疆流浪兒童都有著類似的起點。自治區救助站一份統計資料顯示，由於父母死亡、離異，或者因繼父母虐待等極端原因，而造成兒童主動離家出走的，約占到全部流浪兒童的五分之一左右，而另外五分之四則是被人販子誘拐而走的。
從亞爾到達上海的第一天開始，他有了自己的“老板”。“老板”也是喀什人，三十多歲，在上海經營著兩個燒烤攤。剛開始，“老板”對亞爾噓寒問暖，還帶著他和另外兩名差不多大的孩子去了上海外灘，給每人買了一身新衣裳。
可是，好景不長。過了三四天，他們三個小孩子就被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夥計帶到了地鐵站。
“去把她的手機拿回來！”夥計吩咐道。
亞爾剛開始還不明白，但當他看到另一個小孩熟練地尾隨、開包、取手機後，他的心開始害怕得“撲撲”跳起來。
回到出租屋，亞爾就開始了自己偷竊生涯的第一堂課，從一盆開水裏夾出五角硬幣。
他反抗過，遭到一頓皮帶猛抽之後，就再無力氣了。沒過兩個月，亞爾就成了附近公交車站和地鐵站的“熟練工”。
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裏，每天早晨，亞爾都會從夥計那裏領到八百至一千元不等的任務。如果完不成，除不讓他吃飯外，還會遭致一頓拳腳，甚至用煙頭燙他的胳膊。
動手的都是夥計，“老板”充當著監工的角色。他們的組織裏有明確分工，“老板”一直滿臉“笑容”。隻有在亞爾釣到“大魚”時，“老板”才會出麵，從錢包裏掏出幾張百元大鈔塞給亞爾。
離開家鄉喀什的時候，亞爾還不滿八歲。在後來的兩年時間裏，他行跡遍布上海、合肥、深圳、廈門等七個城市。天黑的時候，他是烤肉攤前追逐嬉鬧的娃娃；但在大多數白天，他每天要上街“拿回”八百至一千塊錢，才能免遭毒打。
2011年8月的一天，十歲的亞爾終於見到了分別兩年多的奶奶。不過，對於數以萬計像他這樣的新疆流浪兒童來說，回家固然簡單，但心靈的回歸之路才剛剛開始。
像亞爾這樣的新疆流浪兒童還不在少數。
吐爾文江也是喀什人，他是新疆社科院社會學所的副研究員。1985年，他考入中央民族大學讀書。他清晰地記得，當時的北京，新疆人的代表形象，就是賣烤肉的“買買提大叔”。“能歌善舞，會做生意，熱情好客，一副正麵形象。”他們，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到內地闖蕩的新疆人。
但是，四年之後，等他大學畢業的時候，就開始發現苗頭不對了。
1999年，在英國非政府組織救助兒童會的資助下，吐爾文江和他的同事們開始策劃，第一次對新疆流浪兒童問題進行係統調研。除了在新疆境內調查外，他們還分成三組人馬趕赴全國各地，結果北到哈爾濱、南到廣州，都發現了為數不少的新疆流浪兒童。最後得出的大概數字是：三千至六千人。遺憾的是，最後的報告並未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
2011年4月，吐爾文江對新疆工讀學校的流浪兒童又進行了一次小型調研，結果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問題不僅沒有減輕，在地域上更廣了，除了大中城市，甚至連小縣城都有；根據估算，數量上幾乎是十年前的十倍，達到三萬至五萬人；更糟糕的是，犯罪團夥在組織上更加嚴密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