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在歐洲與戲曲音樂界的接觸,就是意大利的米蘭與羅馬。米蘭戲曲音樂院名震於世。去歲即擬參觀,因暑假未果,臨行之前,始能見之。羅馬國際電影教育學院的參觀,更有一種關係。
以上所說的,都是歐洲戲曲音樂在藝術方麵教育方麵的機構與人物,我固然很注意,但也不專在此兩點,而關於戲劇界的社會組織也同時注意,或者可以說是尤為注意互助合作組織的詳備。自是一般的問題,但就戲言戲,我很希望把我調查來許多關於戲劇界互助合作組織的材料,陸續貢獻出來,並很希望中國戲劇界的社會組織早一點實現,早一點成一種較有條理、規模較大的實現。若就原則與曆史上說,或者我們“老有所終”、“疾病相扶持”與種種公益團體——戲劇界團體也在內——比西方的社會製度還早,也未可知。但是,就近代互助合作組織而言,我很希望我們的戲曲界急起直追,學起世界同類的組織來。對於戲曲界的學術,雖然我很主張求新,但我不敢輕言仿效,至於戲劇界的組織,我說仿效的膽量,就大得多了。
我本立一誌願,在直接用西文西語研究幾時之前,對於戲曲問題,不輕作論斷。我現在雖提前回國,此意卻是未變。這並不是我的“謙德”,也不是為“藏拙”,我實在覺得不通語文難於十分明了。在未十分明了的時候,還是要多研究少論斷,論斷還待將來吧!
至於說“重登舞台”與“改良演奏”的問題,在出國的十五個月的期間,中外友人多以此為問,我曾屢次簡單直率地回答過,我說“如果在研究西劇未能自信之前,要重登舞台,我決不敢輕易地改頭換麵,當作“改良戲曲”,我寧願明了地分作兩個時期:一演舊劇的時期,二行改革的時期。這兩個時期的過渡,或者也未必能判別分明,但在今天,我決不敢自標了第二個時期,我對一般的“改良中國戲曲”與“溝通中西藝術”的觀念,敢與我自身表演,同一態度,所以現在實無多少話可說,還是要留待將來了。
關於搜集戲曲音樂的材料我卻已得到不少,一部分已運回,一部分還在歐洲,容我整理整理陸續介紹出來,但多是客觀的參考而少主觀的貢獻。也沒附帶聲明,這與前麵所說的意思相同。
在歐洲與國人討論戲曲,也是一段可記的事。2月間在巴黎承李石曾先生約與陳真如、歐陽予倩兩先生談戲曲問題。歐陽先生在南通、廣州先後作研究戲曲的組織,陳先生對於提倡戲曲十二分的熱心。李先生在廿餘年前即在巴黎作研究戲曲的運動,歐陽先生並說起曾經自演李先生所譯的兩個新戲曲。我這日能參加這個談話,是何等的有興趣。這日談話很長,還有兩位法國戲曲著述界的名人參加。這個宴會,大家的旨趣很相符合,唯有一個關於戲曲中之人生哲學觀的論點,李先生與歐陽先生討論了一個鍾頭,還未能得到解決。這個問題也牽涉了我的和平戲曲在內,故不能不連帶說一說。我近年的和平戲曲與李先生的和平哲學不謀而合地同入了一個潮流。李先生的互助鬥爭和歐陽先生的競爭抵抗精神,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隻好同樣地佩服,但我相信和平戲曲運動的人,亦不能不因國難而停演和平新戲本。已過的事實,總而言之,人生的矛盾,在目前恐怕還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但是我相信矛盾不是人生永久的現象,和平不是單方的運動,所以無須改變我和平戲曲運動的初衷,隻要全人類全世界同作和平的運動,這本也是我要到歐洲與戲曲界交換意見的一點。但是也為了語言困難的一個障礙,使我這個工作也還在潛伏的時期,所以無論為藝術計、為主張計,在我須先努力學習西方的語言文字,是我此次遊歐所最感覺得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