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戲曲考察 赴歐考察戲曲音樂報告書
引子
我奉南京戲曲音樂院之命，赴歐洲考察戲曲音樂，從1932年歲首出國，到1933年4月歸國；中間經過十四個月有奇。這一點點時間，要把偌大一個歐洲的戲曲音樂考察個通明透亮，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我身所經，目所見，耳所聞，不肯輕輕放過，願加以深切周密的注意，記述下來，並在我可能理解的範圍內為之說明，以期不完全虛此一行。歸國迄今，轉瞬經月，整理編次，列為上下兩章，上章為活動經過的概述，下章則列舉考察所得而加以建議。此項報告，除錄呈南京戲曲音樂院外，並另函梨園公益會，冀蒙采擇參考，以助中國戲曲音樂和劇界生活的改進；同時公開提出於社會，企圖獲得指導和批評。
上章
我是在1932年1月14日搭北寧車離開北平的。那天有許多師友把我送到車上，殷殷致其屬望之誠，要我忠實而勇敢地負起考察歐洲戲曲音樂以為溝通中西藝術的初步的使命。我緊緊地記在心頭，隨著車輪的進展而增強了我此行的決意。
因為順從郎之萬先生的主張，我們是由南滿路入西伯利亞的。郎之萬先生是法蘭西的名士，受國際聯盟派遣為中國教育考察團主要團員之一；他是中國文化的同情者，是世界和平的誌士，曾經深切地稱讚我的《荒山淚》，因而我們有了友誼，因而我們一同到歐洲去。
在哈爾濱有一天延擱，25日才到莫斯科。
紅色的莫斯科，他們有一種特長就是靈活的組織，那是他們一切活動的基本方策。他們的戲劇界，有一種通信機關的組織，凡是到那兒去的外國戲劇家、音樂家、戲曲作者，都可到那機關去簽名報到，他們便有人出來接待，並引導你去參觀各戲曲音樂機關。當我到莫斯科的時候，到那通信機關去簽了名，就承那裏派員引導我們去參觀了一些劇院。假使我能在莫斯科多住些日子，相信那通信機關能引導我遍觀大革命後俄羅斯那充盈著新的血液的戲曲音樂的全體。
郎之萬先生主張我在莫斯科住下；他認為蘇聯和德國的戲曲顯然比法國的強，因為那是比較有正確的人生意義。同時，莫柳忱先生也說要我在莫斯科至少住一星期，不可“如入寶山空手回”。我在街市上看見每一個蘇聯人都在忙碌著，絕沒有瞎溜達和閑磕牙的，足見他們的建設工作之緊張及其工作精神之盛旺。我們所乘火車所經過的地方，經郎之萬先生指點著告訴我，許多在大革命前的荒原，於今都變成繁榮的都市了。在他們的國度裏，兩個五年計劃的空氣是到處籠罩著的；雖然不常看見什麼標語，可是他們的壁畫比標語更為有力。從這些上頭，很容易想見他們的戲曲音樂也必然是朝氣勃勃的，的確那是我應當而且必要考察的。有的劇院，還要請求我多留幾日，開歡迎會，請我講演。但是，因為先一天在車上，郎之萬先生接到北平法國使館轉來巴黎的一個急電，催他趕快回去，我為旅行中各種便利計，決然同他先往巴黎，隻好對他們說，預備歸國時再到莫斯科住些日子，卻沒想到後來是由海道歸國的，這心願隻好俟諸異日才了。
在蘇聯和波蘭交界的地方換車，一直開往巴黎。
萊茵河畔約莫有十裏路遠的煤煙彌漫著，充分表現著一個重工業國的德意誌。過柏林未下車，前途便是巴黎。
28日到巴黎。
郎之萬先生的公子來接車，並且把我送到一個大旅館去。因那兒的用費過於浩繁，僅住了七天，便遷移到一個小旅館中。覺得耗費還是太多，不是長住的辦法，乃又於一個月後遷至一個公寓似的地方去住，一直到5月10日才離開那兒。
巴黎名教授而兼為國立大劇院秘書長的賴魯雅先生，1931年我們在北平認識的；這次我在巴黎，得他的教益很多。他介紹我去參觀了許多歌劇的、話劇的和半歌劇（指輕歌劇）的國家劇院。最富於思想的、最平民化的、著名的戲劇家兌勒，便是他介紹我認識的；他並且再三告訴我，要我在巴黎多看兌勒的表演。他邀集了許多劇曲家、音樂家，與夫研究東方文化的學者，開茶話會，一一地介紹我認識。在茶話會中，他把1931年從中國帶去的唱片開起來；還要我清唱一段，但我推辭了。
兌勒問我要中國劇的臉譜，給了他許多。
研究東方文化的巴黎學者，他們有學會的組織，曾經要求我到會表演中國劇，我因事實上不能不要伴奏器樂而單人表演，所以不曾應允。但我不能辜負他們的熱忱而使他們過於失望，就告訴他們說梅蘭芳先生不久要從中國到歐洲來的，他帶了樂隊和配角來，我可以代為邀請到會表演。這麼一說，才使他們得到安慰，才使我擺脫一次苦境，然而我心中仍然是很抱歉的！
以教育家而有名於時的班樂衛先生，介紹我在一家劇院裏見過曾經以表演藝術名動歐陸的夫婦兩個，名字叫都瑪，男的是俄國人，女的是法國人。關於化裝術、發音術、動作術、表情術，中西兩方的異點和同點，在那兒我默默地作了一個比較的觀察。
穆岱先生是一位左派政治家，他介紹我去參觀巴黎國立戲曲音樂學校。那學校的設備和成績都使我十分滿意。校中有音樂陳列館，世界各國的古今樂器都有一些，其中代表中國樂器的便是一把胡琴，並且是新的，沒有鬆香，沒有千斤，沒有碼，於是我黯然了！我對那校長說：我們中國樂器，不如是簡單，這不能代表我們中國。將來有機會時，我送幾樣重要的樂器來，請您陳列吧。他對我說：“戲曲音樂是不分國界的；在歐戰正酣時也有法國的非戰戲曲家到德國去演奏，而獲得德國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他又告訴我德國的戲曲音樂比法國的進步，使我把郎之萬先生在莫斯科對我說的話生一聯想，而心儀莫斯科與柏林。我初到歐洲，無從作比較的研究；法國學者還是自謙呢？還是超出狹小的國家觀念為公當的評判呢？兩者皆值得敬佩！
巴黎蘇聯使館因為一部蘇聯影片到來，特邀集許多名人到使館去參觀。請俟批評後，再到市上公演。那片子是純然主張建設的，也可以說是五年計劃的反映，我覺得絲毫沒有流弊的；但不知怎的，後來還是不曾在電影院公映。那次我是穿長袍馬褂去的，座中有人要給我畫像，殷勤致其羨慕中國戲曲藝術之詞，但我終於委婉推脫了。
有扮演男子著名的女演員，曾經邀我到她家裏去參觀她表演的《夜舟》，是一個單人劇。燈光的配置極為精巧。她所演的都是單人劇；往往手提一個皮包，裝置應用的燈光，任意到各處表演，非常地靈便。真可謂別開生麵。像我們演劇，這樣累贅，相形之下。不能不佩服而又自己慚愧。那天，她要求我舞劍，因為沒有劍器，將就著拿細銅棍舞了一會；她很誠懇地要跟我學，後來終因時間不許可而未果。
在巴黎南市中有一座“學生城”（中國譯名），世界各國都有學校在那兒，這是很可以利用著來做世界和平運動——我想，假如我們在那兒去建築一個劇院，專拿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之類的材料編成劇本去表演，一定是能夠使那兒的各國青年涵泳成大同思想的。中國也有一塊地皮在那兒，然而沒有建築學校，更談不到有學生了，當時我不禁羞愧得麵紅耳赤！“我們先來辦一所學校吧，劇院問題且擺在後！”這是當時我內心的自訟。
我在巴黎的一切活動，除賴魯雅先生幫忙外，承郎之萬先生的指導尤多。他有他的經常工作，也是很忙的；但至少每星期要見麵三次：星期日是他和他的夫人、公子等全家陪著我到各處散步，此外六天中要同我看一次戲和喝一次茶，同時他就告訴我許多考察戲曲音樂的方法。有一次他請意大利某文學家宴會，座中還有1931年受國際聯盟派遣為中國教育考察團主席的德國教育家裴開爾先生。在宴會時，郎之萬先生鄭重地對裴開爾先生說，要他於我到德國時予以接待，這種隆情盛意，的確是可感得很！
離開巴黎，來到柏林。
裴開爾先生是從前普魯士的教育部長兼藝術部長，後來是柏林大學名望很高的教授。他在中國看過我的《荒山淚》，他和郎之萬先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在巴黎得到郎之萬先生的指導獨多，在柏林就得到他的指導獨多。
由於裴開爾先生的介紹，我才認識國家劇院的總經理體金先生。此公也很誠懇，特定招待程序，並派他那劇院的一位音樂指揮韓德榮先生引導我參觀各處戲曲音樂機關，還承他詳細地一一解釋，使我於我的責任得到極大的益處。
普魯士國立的柏林音樂大學，規模極其宏大，教授法也好，設備也齊全；例如那兒的陳列室中，中國樂器倒也不少。在那學校中，隻有一個中國學生，便是《東西樂製之研究》、《東方民族之音樂》等書的作者王光祈先生。真是鳳毛麟角了。
這位校長布利茲先生，是個有名的音樂家。外表質樸，招待殷勤。從早晨九時起，陪著我們參觀，直到午後零時三十分左右，他餓著肚子，口講指畫，毫無倦容，的確是忠於職務。臨行時還要我寫了幾句話在一本小冊上以作紀念。在其他地方參觀，也多有要經過這種題詞簽字的手續。
柏林有一個遠東協會，秘書長是林德先生。他為歡迎我而開了一個大規模的茶話會；那天到會的有遠東協會會長、魯普士教育部長、外交部司長、國家劇院經理、戲劇家、音樂家、銀行家、新聞記者、烏發電影公司的經理和中國使館的全體人員。林德先生演說，對於中國戲曲藝術極盡誇耀；隻是把我捧得太高，使我慚愧！如許的來賓中，奇才異能之士的確不少；奏樂器的、唱歌的，萬籟爭鳴，煞是熱鬧！林德先生要我唱一段中國戲，我因為沒有樂器相伴，苦苦推辭；但卒因主人和來賓的執意相求，萬不得已才幹唱了幾句《荒山淚》。在未唱之前，林德先生代為把《荒山淚》的內容作一簡略的說明，稱讚這是一出非戰戲曲，大家就鼓掌歡迎。唱過之後，大家高興，要求再唱，我隻得又唱了幾句《罵殿》。於是有許多戲曲音樂家又重來和我握手，表示他們的敬佩，而我則隻有惶恐！因為一則幹唱到底不是味，二則覺得對不起賴魯雅先生和許多法國朋友。
體金先生告訴我一個消息：國家劇院將要上演一個非戰的劇，譯其名可稱為《無窮生死路》，那是普法戰爭時一個在前線的小兵的著作，描寫戰壕生活非常深刻。自然，這是要去看的。上級軍官和軍需官們是怯戰的，下級軍官則是和老兵同一心理；老兵的心理是怎樣的呢？“我們的老弟兄們還剩下幾個？都死完了嗬！”這時候，隻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新兵就不顧利害。在新兵和老兵的對話中，逐漸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便是“我們為什麼打仗”這一問題。後來聽見開赴前線的命令，就無論新兵老兵都頹唐著裝睡了。一個青年的新兵對他的同伴說：“你是有妻兒了，已經享受過家庭的快樂，死也不冤；我才冤哩！”最後，前線的新兵已死完了，在休養中的受過傷的老兵又要再赴前方，那種欲哭無淚的情景，用暗淡的燈光烘托出來，使人淒心動魄！這實在是偉大的。我們的《荒山淚》《春閨夢》也應當這樣充實其意識。是的，民族鬥爭，經濟鬥爭，現世界的確是一個全部的武劇，但我們知道戰爭畢竟是獸性的發揮，人類的終極鵠的畢竟是和平。
柏林有一所各國僑民共同組織的化裝跳舞場，他們常常以男扮女，這可說是與巴黎那以女扮男的女演員相映而成奇趣！
在柏林，最可紀念的就是會見名動世界的劇場監督來因赫特先生（二十世紀初期德國著名導演。——編者），他請我數次看他導演的一出匈牙利的劇本名《醉漢》，使我得到許多可珍貴的知識。再則，烏發公司那幾乎欲奪好萊塢之席的精神和實質，也的確使我撟舌不下！公司為我而設茶點，並且介紹許多明星和我認識；當我看見那些曾經在銀幕上瞻仰過風采的明星的時候，自然生起一些有趣的聯想。但惜沒有見到我十年前最崇拜的詹寧士先生。
德意誌民族同於俄法民族，到底是偉大的，他們的進步並不因一個專製魔王引起來的世界環攻失敗而遏止，這也足見戰爭的威力無論如何龐大也終究不能解決問題。這，隻要看看他們的無線電事業就知道了。德國無線電台成立不過十年左右，正是在戰敗之後，正是在《凡爾賽條約》緊緊的縛束之下，僅僅十年光景，他們現在是每家都有收音機了，甚至有一家而用三四個收音機的。無線電的播音，自然有新聞、講演、商情等等，但總不敵戲曲音樂的成分之多。
由郎之萬先生間接地傳達，並由裴開爾先生對我說，國際新教育會議就要在法國尼斯開會，其中有戲曲音樂一門，可以參加，勸我前去出席，我當然同意。8月1日是開會期，我便於7月27日離開柏林。在瑞士耽擱一天，30日才到尼斯。31日經郎之萬先生辦理入會手續，第二天就赴會去了。
這個國際新教育會議是英國安斯女士發起的，每兩年開會一次，這已是第六次了。會議主任是安斯自己擔任，她聘請的幾位主席與副主席，恰巧是郎之萬、裴開爾諸先生，這於我當然有很多的便利；因為由於兩位正副主席的介紹，能使到會的五十餘國的幾百位代表了解我的立場，我才好和他們作溝通東西戲曲技術的商榷——我的意見才更加獲得會議全體的重視。
9日，在會場中，各國代表很有些奏唱樂曲的；這並不限定是唱國歌，隻要各自能表現出他的民族或國家的特殊風格來就行。輪到中國，大家便要我唱一段，這是不能辭脫的，自然非唱不可。唱一段不夠，大家又要求再唱一段，也隻好又唱了，這天唱的還是一段《罵殿》和一段《荒山淚》，不過與前在柏林遠東協會所唱的詞句不同而已。郎之萬和裴開爾兩位對於《荒山淚》是極盡頌揚之能事的，他們鄭重地把這劇的本事和意義告訴大家，所以當我把幾句詞唱過之後，大家就高呼起來：“廢止戰爭！”“世界和平萬歲！”
有一位波蘭大學教授，他講的題目是“東方道德問題”，他很讚美東方的道德，他說：“我們西方正在傾向他，的確有研究借鑒的價值，為什麼東方的學者反極力來摹仿西方，真是莫名其妙。”我對於這位學者的講演，是非常表同情的，科學文明，誠不如人，但是各國有各國的立場，我們所應該保存的，還是要極力維護他，不可自己一概抹殺。
在會場中聽到了許多教育家、文學家、藝術家的高論，中國代表當然也是要說話的，我的講題是“中國戲曲與和平運動”。這段演詞，已由世界編譯館印成小冊，茲不備錄。
當我的話說完的時候，一個日本老人在熱烈的鼓掌聲中走近前來和我握手，誠懇地表示他對於和平主義的中國戲曲之同情。這個老人是日本一個老教育家，他的確沒有軍國主義的火氣，這是一望而知的。假使人人能夠如此，中日間乃至其他國際間還有什麼問題呢？無疑地，這仍然需要和平運動者的不斷努力，《荒山淚》《春閨夢》……之類的確是對症下藥的。
8月11日才閉會，中間經過三次旅行；因為每三天旅行一次，是團體的行動。有一次是到的羅馬邊境，受過黑衣人的嚴厲的檢查；但是我們知道這是法西斯蒂（指法西斯）政權下的題中應有之義，並不感覺特別。到過一次世界馳名的孟利卡勒大賭場，那兒正象征著一幕人類譎詭的鬥爭劇。
尼斯閉會之後，陳和銑先生請我到瑞士休息幾天，同時孫佩蒼先生又邀我到裏昂去。孫先生是裏昂中法大學校長，他邀我去就是為參觀中法大學，這當然比到瑞士去休養好，所以我於12日便同他向裏昂去了。裏昂是巴黎以次最要的城市，且與中國關係最多，如商業文化比比皆是。尤其是裏昂中法大學，校舍是由一座兵房改成的，中國學生一二百人在其中居住，不但有園林屋宇等實際的便利，並且象征深遠的和平哲理，與中國文化的國際合作，我焉能不往一觀！這不僅是一城市的特色，或者法國滿牆高標自由、平等、博愛三詞，由這點可以表現些它的精神。
15日，裏昂中法大學以盛筵來款待我。在許多中國男女青年的熱烈督促之下，我免不了是要唱幾句的，卻好，這次是有胡琴伴奏著。第二天，裏昂《進步日報》有這樣一段記載：“……以一種高貴而不可模擬的吸力，應熱心青年男女的請求，即由其本國青年用一種樂器名胡琴者奏伴著，以圓潤的歌喉，圓潤的心情，作尖銳洪亮而又不用其談話的聲音歌唱。……時而作急促之歌，時而作舒緩之調，為吾人向所未聞的聲音。此種銳敏的歌聲，在歐洲人初次聽見是不很了解，但覺其可聽；而在中國的知音者聽著，就不禁心曠神怡了。”這幾句話，未免過獎，比前幾次幹唱，這次有胡琴伴著是自己也覺得順耳得多。
那兒的大劇院也去參觀過。聽說那兒有一所大規模的傀儡劇場，可惜我失之交臂，竟沒有去看看，忽忽地就返回柏林去了。前經莫斯科未住下去考察蘇聯戲曲音樂，這回在裏昂又沒去考察傀儡劇場，這都是我此行對於使命欠忠勤的地方。
我前在柏林便是賃屋居住，這次回轉柏林仍然住在那裏，因為是幽靜而又經濟。這次和前次的工作不同，前次是側重參觀。這次是側重搜求書籍、劇本、圖片等等。共計獲得的劇本約兩千多種，都是教育界給學生們念的教科書或參考書；圖片五千多張，其中以關於戲曲音樂為最大多數，其餘也都是與文化有關的；書籍也有七八百種，除直接關於戲曲音樂之外，則以合作社的論著為多。
接到了日內瓦世界學校方麵的來書，是要我去教太極拳。這是我十分高興的。因為那學校是富於大同思想的拉斯曼先生和莫瑞特夫人等主辦的，沒有什麼種族、國家、宗教、男女任何的歧視，組織是從小學一直到大學，主意是要從小孩兒起首來深種世界大同的根。當我在尼斯參加國際新教育會議的時候，對於一個決議感到極度的愉快和興奮，那決議就是說：“從現在起，與會的同誌們大家貢獻他的全人格於發展孩童的人類同情心，以啟發世界和平的機運。”我對於這個偉大的決議的躬行實踐就從應日內瓦世界學校的聘起，這還不高興嗎？於是把住德兩年計劃暫時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