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客並不知道，他其實，還救了駱駝一命。牧人飼養駱駝，原是為轉場方便，可自租卡車搬家後，駱駝變得可有可無；現在，它變得重新重要。馬的命運也隨之改變：馬不再追風，當它被飼養起來，就變成了等待屠宰的活動肉塊。當馬還活著，人們望過去，它的腸子已變成熏馬腸。套馬杆，套馬索，一並，放進博物館。拴在旅遊區的馬，搭上俗麗的毯子，整日不挪一步，隻等著與遊人合影。日複一日，它們不再是馬，而是僵死的符號。
每個攤位都是一個點，勾連起一個立體的交易網，發生在這裏的成交量，直接影響周邊鄉村來年的種植與養殖；另一個意外是：品牌在競爭中得以誕生。相同的貨物賣出後，不同的口碑反饋回來，慢慢形成品牌。
當顧客點名要多拉特鄉多拉特村炒製的塔爾米時，整個多拉特的村民都忙著種起塔爾米！舊有的判斷體係分崩離析，市場控製了新的發言權，但人們並不迂腐，他們用賣塔爾米的錢購買小麥和飼料，同樣支撐起整個生活體係。過去那種固有的、單個的、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漸次被協作的、靈活的、成規模的方式所取代。
從氈房前黃昏的沉思冥想，到市場喧囂混雜的交易，托裏在不斷擴大的同時，也比從前更焦躁不安。田園牧歌的過去無法重建，現代世界也不可能被隨意趕走，麵對工業化，草原內部需不斷調整，才能將衝突理順。當傳統遊牧遭遇挑戰，重生之路隻能在自身肌理中獲得。
出了街，後麵大院敞開，貨物隨便堆在水泥地上：耙子、鐵鍁、鐮刀、斧頭、十字鎬，叢叢鋼鐵茅草，在陽光下閃著銀白銳光；剪刀、鋼精鍋、搪瓷碗、鍋鏟、水舀、暖壺蓋、鋼絲球，雜亂混搭；一束光溜溜細木棍，像剛從樹上砍下來，雖被剝皮，還攜帶著植物特有的清新，於一灘鐵器中裸出，是鐵鍁把；大鋸子呲牙裂嘴，鐵鏈子節節勾連，盤成圈的鋼絲，鏤空的爐篦，水桶裏豎著塑料蒼蠅拍；錐狀楔子，專用來紮氈房或帳篷，頂部套鐵環，底部尖細。
宰雞店門口原木小凳無人，旁邊青玉米攢成堆，碎皮散落；鞋店外縷縷皮帶規矩擺放，固體黑麵條；紅藍拖鞋，散發團團膠皮味；塑料水管清潔透明，一根根洞空拋物線；紅藍線繩交叉，不同身體拚貼；長柄掃帚，頂一頭去掉飽滿紅粒的高粱杆，不再屬於秋天；鐵絲網纏繞自身，可在草原上做護欄。
裁縫店內不僅縫補，兼賣繡品，是古麗汗和三女兒瑪依努爾所開（大女兒在額敏開店，二女兒在機關上班）。房間自上而下掛滿各種柔軟的絲、紗、綢、布，充滿溫馨。置身此間的母女，既不上前推銷，也不冷漠排斥，隻默默幹活，偶爾，抬頭向我微笑。
我在這家裁縫店裏獲得了一種閑適和自由。我撫摸著那些碎花或純色的窗簾、床罩、被單，並不知道自己要找什麼，卻又不想輕易離去。彌漫在這裏的家的味道，將我的孤獨映襯出來，我應該逃離，可我卻依舊徘徊著。
我忍不住和她們攀談起來。母親古麗汗的漢語磕磕絆絆，而瑪依努爾，壓根不吭聲。我獲悉，她已二十三歲，可看起來，更像十七八。她黑瘦，一襲大擺連衣裙，紗巾一直壓到眉毛上，讓眼神低低垂下去。她正在踩縫紉機，手指靈活地扯拽著紅紗布，指甲蓋被海娜花染成醬紫色。她在趕製一個婚禮紗帳（我曾在草原深處的氈房內見過，是時下年輕人新婚必備物件），她已縫製出上百套這樣的紗帳，可自己，還沒使用一套……母親這樣說時，瑪依努爾將腦袋藏在縫紉機背後，羞怯地抿嘴笑。
二女兒阿依努麗意外到來，她抱著一個一歲三個月的男孩。原來，孩子有些拉肚子，剛去醫院打過針。外婆將孩子放進牆角的紅紗帳中，向二女兒詢問病情。那孩子攤開兩根白嫩的藕腿，瞪大眼睛，對突然置身的新環境發生了興趣。他不斷用手扯拽紗簾，勁很小，但紗簾亦隨之晃動，他被那變化吸引，咯咯笑出聲。
我問孩子叫什麼名字，阿依努麗說：跌克達爾。
看我反應平常，她鄭重解釋：是個詩人的名字。
詩人……我一時語塞。
在哈薩克人看來，詩人，真正的高貴之人。在小城的中心市場，在即將出售的紅紗帳內，那個繼承詩人之名的小男孩，正懵懂玩耍。陡然間，這間普通的店鋪變得異樣起來：那男孩不僅沉湎於一個自得其樂的童年世界，更成長在一個民族的預言與夢想中。在他周圍，環繞著一股持久的能量，護佑他長大。
離開裁縫店，我在市場上的布攤前停住腳步，那裏擺放著各色靠墊、坐墊、沙發巾、桌布……能看到各種顏色鮮豔的卡通圖案：喜羊羊、奧特曼、叮當貓。小男孩跌克達爾將很快遭遇這些。他注定參與到這個潮流中去；同時，他的一生，將被詩人的氣息浸染。
喀拉蓋巴斯陶市場，小城最鮮活的動脈血管，我在這裏看到了無數細節，我不厭其煩地列舉出那些細節，因為它們意味著當下的真實。
最後的“冬不拉”
古麗納爾是托裏縣貴賓館接待員。那天中午，下班路過操場，看到許多人同時演奏“冬不拉”時，眼淚止不住從墨鏡框邊湧出：那種古老的，潛藏在她體內的情感被喚醒時，連她自己都嚇了一跳。
在賓館前台，我在電腦上整理照片，她無意間一瞥，看到有“冬不拉”演奏場景時，說起那件事。她穿著深藍色套裝，掛胸牌，翻開的大領子和袖口飾白邊，金紐扣，肉色絲襪，黑坡跟淺口皮鞋，坐在大理石地麵上的鋼架皮椅上，熟練操作電腦。
她將頭發全部梳在腦後，挽個髻，兩顆銀耳釘隱約閃爍。眉毛用眉粉掃過，嘴唇淡粉，眼線濃黑。一九八三年出生在這個縣城後，她沒在氈房裏睡過一夜。從她的舉止中，可料想她的父母一心培養她，並不希望她在黃昏的牧場上擠奶，或在轉場的大卡車上，用圍巾裹住飛揚的頭發。可那個中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托裏縣一萬人，包括老人、小孩、學生（年齡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兩歲），於同一時刻，用“冬不拉”，演奏同一首曲子：《和諧》。琴聲變得與平常不同。古麗納爾著魔般，愣怔在街邊——淚水，是自己流下來的。一種無法全然割斷的紐帶，神秘地銜接上。
她聽到了祖先的呼喚後，變得和從前不一樣。
這棟街邊的家屬樓四方四正，樓前並無草坪花壇，隻是片狹窄的水泥地坪；一旦拐入裏麵，街上的喧囂聲便微弱起來。站在樓梯口，按了門鈴，開門的正是民間作曲家、“冬不拉”演奏家：黑紮提。據說他長於演奏和作曲，但他根本不懂簡譜。他全靠天賦，用腦袋記住一千多首曲子，有傳統的“冬不拉”曲目，也有自己創作的。
他中等身高，臉龐赤紅，濃密銀發波浪般從額頭漫向腦後，幹淨的深藍色暗紋襯衫，土黃色馬甲，灰呢褲褲縫筆直。我是從他的眼睛和額頭，看出他堅強的個性。傳說中，他能用“冬不拉”琴聲將憂鬱演繹得出神入化，而現在，他卻呈現出一股奇特的沉靜，像內心的火焰已經熄滅。
他招呼我進屋。我脫鞋，踩著地毯走過，盤腿坐在茶幾旁。房間不大，貼著淡黃色暗花牆紙，碎花窗簾，一排薑黃色絲絨軟墊。電視機旁的相冊裏是演出照和獲獎證書，後牆掛著兩把彎刀（從飾有花朵圖案的黃銅盤子的頂端交叉而下，在底部露出一撇一捺，像個烏龜，卻有兩個頭）；圓盤旁是左右對稱的兩把長劍（嵌在黑金絲絨包裹的板子上，黑把柄，銀色劍身，飾有幾何狀圖案，劍尾三角形剛好卡在凸起的環中）。刀和劍出現在這棟毫無特色的樓房內，讓這個空間充滿遊牧味。
他坐在靠背椅上（我奇怪他為什麼不坐在地毯上）說：“冬不拉的誕生有個傳說，有個窮人給牧主放羊，丟了隻羊，害怕挨打，就跑到戈壁灘去睡覺，聽到刮風的聲音很好聽，發現是風在吹一縷馬尾，就照那樣子做了把琴。”
突然，他停下來，起身，走進裏屋。他行動遲緩，兩腿滯重，像灌了鉛——很明顯，他的腰部受過傷。再出來時，右手裏多了把“冬不拉”。他再次坐回椅子上，含笑摸著琴杆，說它已經三十七歲了（聽著，像老父在說家中的老姑娘）；他說，在哈薩克斯坦國演出，有人要出一萬元買，他拒絕了。他拍拍琴肚，說它的尺寸最標準，聲音最好聽。
我於是多看了那琴幾眼：紅鬆木琴邊已脫漆，橢圓琴肚上飾有對稱花紋，琴頭用紅繩吊撮貓頭鷹羽毛，這些是任何一把“冬不拉”的模樣，並無神奇處。但我還是咽下疑問。在沙孜湖，牧民說，千裏馬的模樣看起來很平常，隻有懂馬的人才能看出。
黑紮提將琴放在右膝，像爺爺抱孫子，隨意彈奏。他的手並不修長，甚至有些寬大，指甲剪得很禿，皮膚白裏泛紅，青筋突兀，細紋密布。在他右手的無名指上，套著個金戒指，嵌長方形黑戒麵。
他邊彈奏邊說：“‘冬不拉’以前是七個音節，後來發展為九個、十三個、十七個、二十一個。開始隻有獨奏，後來才有合奏。要六十個人以上才算合奏。配器決定樂隊的構成：七把普通中音“冬不拉”，配一把高音“冬不拉”，再配上霍布斯、黑管等樂器，聲音就會很好聽。”
“常見的‘冬不拉’有三種彈法：撥：胡爾曼·哈孜彈法；彈：塔提木·別克彈法；琵琶式彈法：黑紮提·賽依提汗彈法。”他將大拇指向後，指著自己，笑起來。一瞬間，這個長者變成孩童。他滿頭的銀發、笨拙的雙腿、多皺的眼角，突然不再重要。歲月可以腐蝕別人，但在他這裏，卻如流水滑過，他依舊持有一顆天真的心。他又彈奏起來。為了讓我明白，四分之二和四分之三區別很大，他不斷演示。我說，前者像馬蹄奔騰，後者像泉水湧流。他點頭笑了起來。
“我的祖先是中玉孜瓦克部落的一支，一八七二年從阿勒泰遷徙到哈圖草原，我爺爺叫葉爾達納，才六歲。我父親賽依提汗一九○九年出生，是個民間藝人，母親額爾薩麗德是阿肯，我一九四二年出生，有八個弟妹。我家有五隻羊，兩頭牛，兩匹馬，一畝地，日子很窮。我父親夏天收購馬鞍，換成羊，趕到山下，在集市上換點鹽和茶。冬天，他按野獸的蹤跡投誘餌，埋夾子，打黃羊、灰狼、狐狸、野雞。運氣好時，一個月能打到四隻狼，狼皮可縫製一件大衣。要把狼背回家，先用棒子敲它們的腦袋，打昏，再用皮繩綁住它們的嘴。”
“六歲時，我已喜歡上了‘冬不拉’。我的伯伯拉合木伯，親戚伯依達克都是‘冬不拉’演奏手，我還有個親戚叫拜孜·哈拉木，是個遊吟詩人，彈得最好。現在，人家都說我是拜孜·哈拉木再生。學琴全靠自己悟：他們彈時，我就站在一旁看，能記多少算多少。他們不讓我摸‘冬不拉’，也不和我說話，更不會手把手指點。我父親知道我喜歡上了‘冬不拉’，就用一張狐狸皮換了把琴。有一天，我在家裏練習，彈得很難聽，父親聽著心煩，跳起來，一把掄起我的琴就摔在地上。可過了幾天，他又給我買了把琴。他一共給我買過七把琴，並不都是他摔壞的，有的是在轉場的路上碰壞的。那時我家窮，沒駱駝，琴就捆在牛背上，很容易損壞。終於有一天，他聽到我的琴聲後，笑了起來，說彈得好。他一激動，宰了兩隻羊，請鄰居們過來吃飯，祝賀我學琴成功。”
“我到九歲時，還在給別人放羊，十歲，我去鐵廠溝闊克勒村上學。一進校，我因能自彈自唱而變成小名人。那時候的一年級有二十多個學生，可到了二年級，人就少了一半。老師是剛初中畢業的學生，師資力量很薄弱。一九五九年，我考上新疆工業交通學校，一個月兩元生活費。全班八十二個學生中，十七名哈薩克族學生。第二年是一九六○年，食堂裏的窩窩頭比拳頭還小，湯能照出人影，人人都吃不飽，很多學生選擇退學，哈薩克族學生隻有我一人拿上了畢業證，分配至縣養路段當技術員。第一個月的工資是四十七塊兩毛一。”
“工作後，我想找個媳婦，可我除了彈‘冬不拉’的特長外，不過是個家境貧寒的中專生，我想了又想，決定找個老實姑娘。我覺得，老實人的立場比較堅定，不會隨便改主意。有一次，我去同事家吃飯，見他妹妹很靦腆，便有了意思。女方家說考慮三個月。她的家人動員一切關係，到處打聽，黑紮提是個什麼人。答案是：有本事的人。我父親從哈圖趕來提親，給女方家送去一百元見麵禮，四塊花布。第二個月登門後，定下結婚日期：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有二十多位親戚參加我的婚禮，宰了一隻羊。我們在縣城租了個小房子住，一個月的租金是三塊錢。我父母送來一條花氈、四床被子、兩套窗簾。第二年初春，我去山裏修水庫，指導工人怎樣安放炸藥包。活很辛苦。可每天晚上，我都給工人們彈‘冬不拉’。那時候我正年輕，手感很好。隻要工人說好聽，就彈個不停。我的名聲從這裏傳開，一傳十，十傳百，人人都知道養路段有個黑紮提，能把‘冬不拉’彈神。”
“一九六六年，文革來了。一九六八年，單位要找出個黑幫黑線，有人嫉妒我彈得好，說我彈的是外國音樂，明顯是裏通外國，是三家村安插在托裏縣的內線。那時，我根本不知道啥叫三家村。六月份，我被抓起來，不用審，直接開打，人跪在尖尖的碎石上，後腿上壓著汽油桶，膝蓋上的血噴出來，把白石頭染成紅石頭。胳膊反綁過去，用麻繩捆住腕，頭發被揪起，用鞋尖踢肚子，木棍敲脊背……我老婆聽到這個消息，人都嚇呆了，整天迷迷糊糊，兒子生了病，沒有及時送醫院，沒想到，就那麼……沒了。消息傳來，我整個人都木了，覺得那些打在身上的棍子一點都不疼。哭不出來，沒眼淚，心裏一片灰，就是想不通，不就是彈了首曲子，怎麼算也到不了傷天害理的份，為啥讓我的娃娃抵命，為啥……”
“後來，把我拉到深山裏的道班，白天在公路邊挖沙子，一挖十幾個小時。沒水喝，渴了抓把雪往嘴裏塞；沒爐子，把饢放在石頭向陽的那麵，捂一捂再啃，就把大牙給崩斷了。白天人累得站不穩，晚上，他們用布把眼睛一蒙，把我往死裏打。我聽見有人說，打死特務不犯法。他們邊打邊問：你們反革命集團的後台是誰！你為什麼給兒子起名叫都曼（轟轟烈烈）！你是不是想再鬧一次革命……我滿嘴的牙全被打光，兩根肋骨斷了，趴在地上動彈不得，可我還是不承認我是反革命。我不能認。我認了，我的娃娃就白死了。他們見我死咬著不低頭，就給我丟下一米長的繩子和一把刀走了……”
他已熱淚盈眶……他想繼續說下去，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一下子決堤，噴湧上心頭。他說：“我要休息一下。”
他站了起來，緩慢踱步：這個中等身高的老人——因被打斷兩根肋骨，行動遲緩；並且，十指被粗暴虐待過後，那些天才的傳感元件，那些曾在琴弦上能接通祖先呼喚的探頭——如今，變得像柴火棍。
他在那裏踱來踱去，與內心的悲涼搏鬥著，低著頭，銀發縷縷，泛出蒼茫之光。他在為自己落淚，或者，為那早逝的嬰孩落淚？“冬不拉”帶給他驕傲的同時，亦帶來厄運。
“那天晚上，我想了又想，不能死，說啥也不能死。第二天，太陽一升，我又恢複體力，開始挖沙。上午時，戈壁起了風，他們都走了，嫌天氣冷。隻剩下我一個人，雖然無人監管，可我挖得還是那麼認真，一點都不偷懶。挖到後來，不覺得是在接受懲罰，身體已形成慣性，不挖都不行了。就那麼挖著，挖著，腦子一片空白，覺得整個世界都不存在，隻剩下鐵鍁和沙子。這時，開來輛拉包穀的解放車，司機停車後，跳下來，是我認識的薛同富。他拽著我的袖子說，你還不快跑，他們今晚要打死你！他從額敏過來，把包穀送到阿爾達肖去，他聽到搭車的人閑聊時這麼說，就轉了個彎趕過來。我看了看周圍，戈壁那麼大，往哪裏逃？看著解放車開走，我的手再也拿不動鐵鍁，渾身的力氣全沒了，人癱倒在沙地上。”
“可我還是逃了。冷、餓、疲勞、毒打……我都能忍受，可不能死得不明不白。我順著公裏跑，一口氣跑出七八公裏，眼看著戈壁在月色下泛出白光。我的肚子空空蕩蕩，卻一點都不覺得餓。是恐懼讓我不餓。說起來，我這可是逃跑。可不跑又怎樣？我清楚地記得，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風大起來，天變得更冷。我看見前麵路邊有個小房子亮著燈，就去敲門，對戶主說，我要到額敏去。第二天，我走到額敏，在那裏，我找到白良福，我的一個漢族朋友，說他們要打死我。他說不怕。他把我帶到縣城一戶哈薩克族人家，讓他們把我藏起來，每天給我送飯。二十天後，他安排了一個拖拉車把我送到鐵廠溝，讓我從那裏回哈圖草原我的老家。我在鐵廠溝住了一夜，第二天往家走。我在路上遇到的氈房裏吃饢喝茶，走了兩天兩夜，回了家。我母親看到我回家，扔下手中的擠奶桶飛奔過來，顧不得提鞋，和我擁抱在一起。”
“大隊因為我回來，專門開了個會，說如果公安局來要人，就給；如果是群眾組織來要人，就不給。我在家裏住下，慢慢養傷。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從收音機裏聽到講話，說文革中受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我想回到縣城去。雖然父母不同意，可我還是走了。”
“一九七一年，我平反後，又能彈‘冬不拉’了。可彈什麼呢？我再不想彈別人的曲子，我要彈自己寫的曲子！有一天，我看到一個姓鬱的漢族人在彈琵琶，十根指頭一上一下。回到家，我拿起‘冬不拉’，發現自己的指頭也起了變化。我苦思冥想，不斷琢磨，總結出一套琵琶彈奏法。我寫了《山鷹》，一支曲子八個調子，一個高難度接另一個高難度，和傳統‘冬不拉’不同。到現在，隻有三四個人才能完整地演奏下來。我還寫了《母親》《痛哭流涕的孩子》《美麗的家園》《葉木爾河的波浪》等曲子。”
他說起另一件事：一九七六年三月，他的腰疼病複發（曾被打斷兩根肋骨），匆匆趕到烏魯木齊治病。三歲半的女兒出麻疹，因沒得到及時治療，不幸夭折；一天後，一歲的兒子因被傳染上，也離去了。
“中間隻隔了一天！”他的嘴唇抖動著，不知後麵該說什麼。
頓了一會，他說：“太傷心了。”
我完全不知該怎麼接話。我被這接二連三的死亡給震住了。
頓了頓，他說：“沒辦法。”
三個孩子：他家，一共夭折了三個孩子……
他哽咽無語。這個房間突然陷落進一種可怕的空蕩。我看著他，突然覺得，在我和他之間，雖然有民族、性別、年齡的差異，可現在，身為父母，我們被共同的疼痛折磨著，惺惺相惜。
出乎意料，他突然說，我要演奏《山鷹》。在這個狹小的空間，他要專為我演奏！我並非音樂行家，未必能完全領略他技藝的精妙，但他已做出決定：將琴放在膝上，凝神定氣。
琴聲響起，沒有一點緩慢的前奏，突兀地，音符從最高處飛旋而下，一聲聲，急如馬蹄。鷹翅顛簸起伏，環環相扣，步步追問。鷹時而憤怒，時而自憐，一路翱翔。急促時，彈琴的右手變成兩隻、三隻、四隻，捆綁在一起，一起翻飛。及至最後，鷹凝立山頭，翅膀戛然收起，天地停頓下來，定格：砰！
他對生命的投入那麼執著，而他對技藝的磨練，又那麼精益求精。他的天賦那麼突出，而他的遭遇，又那麼曲折。他並不演唱，隻專注演奏。他將全部精氣神都灌注於指尖，讓人哭，讓人笑，能讓人摸到自己的心跳。
專注，專注，隻專注於這一種技藝，並在這種技藝中將自己練就得完美無比，無懈可擊，視周遭喧囂熱鬧於無聲，隻浸淫於簡單中，一直彈，一直彈，將節奏融於骨節深處，收縮，擲出，再收縮，再擲出，如刀劍出鞘，碰到耳膜就灼燙，碰到眼睛就流淚。
這琴聲維係著一個隱秘世界，在那裏，人類原初的熱情完整地保留著。平常，人們不會特別在意它，一旦找到缺口，讓它滲進來，那熱情就奇怪地顯出原形。
走在下班路上的古麗納爾，她的模樣是現代的，可淚水卻是古老的。琴聲撕開道裂紋，一瞬間，她看到自己的母親、外婆、母親的母親，外婆的外婆。那麼多人生活在琴聲中，直到抵達她——無論如何，她都逃不了。這濃縮的情感一旦附體，她便止不住哭泣。
小木，新疆音樂家協會工作人員，一九七六年時還是個孩子，走在大街上，突然聽到廣播中傳來“冬不拉”的演奏，便呆立在電線杆旁。他被嚇壞了！那疾風暴雨的音符嚇壞了他：他從來沒想到，“冬不拉”會像鑿子，能在他身上挖出洞。他記住了那個名字：黑紮提。直到二○○二年六月，音樂家協會在托裏舉辦“黑紮提從事音樂創作三十年”的研討會時，他才目睹了真人形象。他說：“那個時代，人們都憋著一股勁，砰，被黑紮提的‘冬不拉’一下子釋放了出來。”
和傳統阿肯通過聚會博得聲名不同，黑紮提完全借助現代傳播工具——廣播，變得家喻戶曉。早在一九七四年，新疆人民廣播電台就錄製了他的“冬不拉”曲目；六年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邀他到北京，錄製了二十首“冬不拉”曲目，既有傳統曲目，又包括他創作的。
黑紮提從此有名。
人們給他寫信，以和他吃飯為榮，走在街上，熱情地和他打招呼。《山鷹》在一九八六年“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比賽”中獲民樂組一等獎；二○○九年，他應邀到哈薩克斯坦國參加“中亞國際民族音樂文化周”，獲傳統音樂項目成績突出獎。該國音樂官員遊說他，到我們這裏來，有房有車。他笑著搖頭。那裏一袋洗衣粉要十二元，在中國才兩元。他買了幾條領帶拿回來送人，人家說，都是中國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