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進草原的“家庭氈房”(3 / 3)

這個紀念館所處的位置和它本身所宣揚的內容並不相稱:

當老風口的人們還在為生存做最蠻荒的掙紮時,這些信息(世界曆史的中心地帶,占世界陸地的五分之二,囊括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大而無當。過去的文明試圖輸送一種優越感,顯得虛弱無力。那個夾在中心的白色半球,作為設計品來展示,看上去很現代,很符合潮流,證明這裏離世界並不遙遠(甚至是中心),但當人們離開,扭頭就會忘掉。

它的漂亮造型隻是一種形式,並不包含對本地人當下生活的解釋。

占卜師的呢喃

老秦年過七旬,身材比常人矮小,一米六多一點,皮膚曬得透黑,臉有一巴掌大,目光時而犀利,時而狡黠(根本看不出一隻眼已近失明)。他常年戴頂鴨舌帽(針腳粗大的地攤貨),掛在身上的灰襯衫至少大兩碼,袖子挽在肘部,時刻準備幹活。他走路時速度很快,持續性極強,一徑向前,如競走運動員,讓跟在旁邊的人累得直咬牙(那就是我)。

老秦的手臂和全身極不相稱:肌肉健壯,掌心遼闊,骨節鼓凸,指甲蓋渾圓——像從模具廠偷來給自己安裝上的。老秦一定很喜歡這雙手,也一定比常人更加頻繁地使用過這雙手:他靠修理家電維生。改裝了輛三輪車,車前掛著塊招牌,上麵的漢語和哈薩克語皆出自他手:修理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電視機、手表……

他有老婆兒女,卻常年獨居老屋,一人生活。偶爾出現在人群中時,攜帶著一身濁味。是那種硬硬的酸味。他走過去時,就沒了;走過來時,又有了。他和老屋的潮濕陰暗已融為一體——泥屋上的雜草味,擋在窗戶上的紙板味,堆在院牆角落邊的破爛味,放在鍋灶上的剩飯味,皆凝固定型,且沉沉甸甸。

他能說會寫哈薩克語,成為我在這個縣城的翻譯和顧問。他喜歡聊文學:他一心想當作家,走哪都帶本《現代漢語詞典》。他讚美自己:“提筆寫小說時,滿腦子都是詞。”三十萬字的自傳體小說已交給出版社,日日期盼發表。

老秦問我想不想拜訪巴克斯。

看我滿臉迷惑,他解釋道:“和巫師差不多,都是普通牧民,兼職算卦,主顧是周圍鄰居,解答的問題不外乎是兒子何時結婚,牛丟在哪裏,腿疼啥時好,天不下雨咋辦……”

哈薩克人曾信仰過原始宗教、佛教、景教,後來信仰了伊斯蘭教;同時,還保留著原始宗教信仰的遺跡。哈薩克人崇拜天地、太陽、月亮、星辰、水火,至今仍然保留著拜月、拜火、祈雨的習俗。他們認為四畜都有神靈主宰。巴克斯通過看手相或用幹羊糞蛋、石子來占卜,預測人畜境況;還號脈、驅邪、看病。

我擔心那些人收費很高,但老秦說,巴克斯不收費,隻收禮物。我以為巴克斯都住在神秘的地方,很難找,但老秦說,城南頭就有兩個。

我們結伴而行,十分鍾後走出主街,穿過幹溝(寬四五米,專為排遣春天時消融的雪水),接近城南。這是一片糟糕透頂的地方。柏油路消失,到處是黃土,奔跑的小孩,簡陋的黃泥土屋間,隱含著彎彎曲曲的小路。我們走上岔道口,在一間平房門前停下腳步。門上包著白鐵皮。門的右側上端,有個拳頭大小的黑圈,圈內畫著類同倒三角的圖案。

老秦聲音低沉:“這就是巴克斯的標誌。周圍的人都認識。遠鄉的人看到了,也知道意思。”顯然,黑圈所彰顯的含義,傳達的訊息,是建立在這個地方的特殊氛圍之上的。但這份魅力到我這裏,則成了一種障礙。這個神秘LOGO,完全在我的知識範圍之外。

門開出條縫。兩條大狗,一黃一黑,狂吠著奔竄出來。我們愣怔住,傻呆呆站著,但大狗根本不屑停留,閃電般奔竄向前,轉眼就躍過幹溝,上了柏油路,如魚得水地歡叫起來。我們驚魂未定地進入院子。水泥地坪,一排磚房(是這片土屋中的佼佼者),門裏探出個中年婦女,不笑不怒,淡淡地看著我們——黑底白點連衣裙,黑底嵌金絲紗巾,金項鏈,金耳環,右手銀鐲,左手紅瑪瑙串珠,豪乳豐臀,腰肢寬闊,顴骨紅暈,單眼皮,濃眉。

老秦低聲說,她叫古麗,就是巴克斯。

我以為巴克斯是個白須老者。老秦看出我的吃驚,臉上流露出遮掩不住的得意和興奮。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客廳整潔時尚,充滿現代氣息:地毯、掛毯簇新,顯示家底殷實。長方形大茶幾上,鋪著白底藍花紋桌布,窗簾垂掛,寬闊的皮沙發。鮮豔的塑料花開得熱烈而毫無香氣,與整個居室及女主人的服飾,異常相配。而這一切對我來說,都顯得過於誇張:顏色過於濃烈,裝飾過於繁複,到處洋溢著旺盛的女性氣息,像個母係氏族社會舉行儀式的殿堂。

我們圍著茶幾盤腿而坐,古麗和老秦說起話來時,聲音低回柔和,節製內斂,頗有女王風範,和牧區羞怯婦女不同。

在新疆,人群的特征和其所屬的族群,並非表麵看起來那樣雜亂,而是經過縝密的測量和界定的,就像繪製地圖般,每一個細節都代表著一個方位。我大致可以通過人們頭戴特定樣式的帽子或頭巾,留某一種型款的胡子,穿某種服裝(這些東西全都是一個人的表征),判斷這個人屬於哪個社群,他的價值,他的地位。但是,除了這種公開的、煙火味十足的日常生活外,另一半隱秘的、幽暗的精神生活,我並不知曉。

老秦轉譯:古麗,四十歲出頭,哈薩克族,家庭生活的來源主要靠丈夫的工資(怪不得她家處處顯示出富裕氣),她是牧民,有三十頭牲畜。她算命不分民族。她的幸運日是周一和周六(每一個巴克斯的幸運日都不同)。來找她的人,以中老年婦女為主,也有年輕男子。

我再次打量這個客廳,試圖想象這是個幽靜的植物園,一場古老的宗教儀式正在進行,充滿田園牧歌味。當儀式告終,樹木恢複原本的普通模樣,而人們則心滿意足地回到家中,繼續生活。然而,這種聯想和現實之間,總缺乏必然性。尤其,當我聽說古麗當上巴克斯還不到三年。老秦說,古麗的叔叔是巴克斯,她多少都受到些影響。她的神秘能量是三年前才顯現出來的。

那是個特別的日子:她兒子開車,帶著她和六位親戚去外地,回來時,輪胎莫名沒了氣,兒子說先搭別的車回去,再找師傅來修理,大家都同意這個做法,隻有她,“腦袋裏突然像遭到閃電”,脫口而出,“不急不急。”她盤腿坐下,開始默念“神仙經”。早年,她聽叔叔念過,一直存儲在記憶中,從來沒有使用過,現在,那些經文清晰明朗地展現,她雖閉著眼,卻像拿著放大鏡,能看得清每一個字。她進入到另一個場域,默默誦念。

於是:十分鍾後,車胎有了氣。於是:車上的六個人都成為她具有神秘能量的證人。於是,她成了這一帶的巴克斯。

她說,這種能量是突然有的,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來的。這之後,她開始為別人做預測,心裏常會有某種靈感指引,像受到命運之神眷顧,說出來的都很準。她總能揣摩到對方心靈中最敏感脆弱的那個部位。通過口口相傳,她最終被公認為巴克斯。

她還會念“狼經”:可鑒別出一群人中哪個是壞人(小偷或強盜);若有人做了壞事,她一念此經,那人便會自我坦白;“駱駝經”則專門用來預測丟失:牛羊丟在哪,誰偷的,怎麼藏的。

“水波經”則可預測災害降臨(包括洪水、暴雨)。推算時,她一個人站在野外,突然,像遭到雷擊,神秘昏倒,進入幻境,開始喃喃自語,吐露寓言,昭示災害的位置和發展情況。當她蘇醒,並不知曉剛才發生的一切,也不記得曾說過什麼話。除此,她還能算出常年不生育的人都吃過哪些土藥和西醫,並建議對方再用什麼藥。很多婦女按照她的方法,還真的開了懷。

我低聲問老秦:“真有那麼靈?”

他說:“會有些心理暗示和精神調節作用,但也不必太認真。”

他對古麗說了一通話後,轉頭對我說,他想讓這個巴克斯算算自己的小說能否出版。我看了看古麗,認為她會拒絕這種跨語言、跨行業的挑戰。這個臨時生發的請求,看起來,更像是挑釁。

出乎意料,古麗將握在掌中的手機(款式新穎)放在茶幾上,擺開占卜陣勢:先將一片石子分成三堆,再分成四組,每一組都進行組合變化,再組合,再變化。這種變化像是在轉動萬花筒,每一個動作,都能引發上千上萬個不同結果。古麗的手指像魔法棒,有規律地抉擇著,淘汰著,在某種韻律的指導下,像在跳手指舞,不急不緩,張弛有道。偶爾,她會停頓下來,像在思索,又像在選擇,但我發現,其實,她是在用餘光掃描我們。

她感覺到我正在看她,有些慍怒。(難道,我觸犯了她的禁忌?)她繼續變化石子。五分鍾後,靜止下來,她俯身觀察陣型,像城牆的將軍麵對廣袤戰場,沉吟片刻,吐出結果。

我從老秦狂喜的目光中確定:能出。

老秦心情大好,趕忙對她介紹我是從烏魯木齊來的作家。於是,她看我的眼光在一秒鍾發生了變化,如陽光掠過湖麵,溫暖陡然降臨。

狡黠的老秦向古麗問詢後,並不打算有什麼表示,也不讓我買禮物給她。他不斷擺手說,真的不用。也許,老秦端出我的身份,已是一種變形交易?巴克斯占卜,雖然沒有明碼標價,由客人隨意支付,但這肯定不是一場免費表演。就這樣離開,總令我感覺惴惴不安。

走出門,過了幹溝,上了柏油路,在一家雜貨店門前,我問老秦:你信她嗎?

他說:“一個女人,這麼會察言觀色,我佩服她。但她說的話,可信,也可不信。”

巴克斯似乎能把人帶回宗教的本初,像宇宙大爆炸時期,有著一種樸素的美。巴克斯的存在,預示著這裏的人們相信黑暗麵的存在。一切都長在根深葉茂的大樹上,都可探尋到底部。因此,行為要謹慎小心,盡量不要惹怒威脅自己的人,因為你不知道他們從哪個陰暗的地方跑出來,會使用什麼樣的手段。越是社會底層的人,對占卜越是迷信。他們的懼怕真實可信,絕非矯揉造作。

繞過幾幢平房後,來到納孜爾家。木門虛掩,院牆低矮,穿過茅草叢生的院子,裸出一排陳舊的黃泥土屋,像是臨時興建的半成品,弱不禁風,好像建起來就是等著被拆掉。

我納悶:為何院子中尚有茅草?

老秦的分析讓我覺得頗有道理:哈薩克族人和漢族人對待草的態度,完全可以顯現出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不同。遊牧者逐水草而居,草是牛羊的糧食,故而牧人愛草,深入骨髓;而對定居在土地上的農民來說,首先要拔草鋤地,然後才能開始耕種。若一個人田裏長滿草,便預示著這個人極為懶惰,故而農民恨草,深入骨髓。

從狹窄木門進入,房內昏暗,大炕占據二分之一。脫鞋上炕後,慢慢看清桌旁這位巴克斯有五十多歲,藍襯衣皺巴,身體經過風吹日曬,變成棕褐色,短發豎起好像騾子的鬃毛,下頜堅毅,顴骨線條明顯,眼窩深陷,眼角多皺,牙齒有明顯豁口。

他的右手無名指戴著銀戒。手指間的銀和頭頂上的那片銀發,形成種奇妙的呼應。這個細節令我想到古麗家客廳裏的大團塑料花。

納孜爾的模樣顯得很冷淡,但我感覺,這種冷淡隻不過是一種緊張的表現;他其實很在意人們的拜訪,很想急於表現。他知道這些人到達此地,並非對他簡陋土屋感興趣。

他和我所見到的牧民不同:他更自信,因而顯得有些卓異。他將兩束目光強有力地聚焦在一起,再射出來時,居然讓已經有些疲憊的我,陡然振奮。

他和老秦閑聊著,語言起伏跌宕,宛如沒完沒了的海浪。我納悶他為何一直沒有開始表演。須臾,院子裏傳來說話聲,進來了個哈薩克族姑娘,頭發卷曲紫紅,牛仔褲,短靴,右臂上戴著個銀色手機套,而手機捏在左手掌心。顯然,她對這位巴克斯熟悉而尊敬,好像這個男人坐擁了巨額財富,或掌握了淵博學識。這個男人麵不改色,將那姑娘所表達的禮數照單全收。

在這片水鄉澤國,青草格外茂盛,而人們對精神世界的訴求,也格外強烈。這個來探訪的年輕姑娘,對神秘世界充滿激情,深信占卜的非凡魔力,並期待它能震撼自己的心扉。她將自己的隱秘需求告之巴克斯,希望通過他的預測,來確認、排解、澄明她的迷惑。

姑娘對巴克斯低語了幾句後,他點頭,開始工作。

攤開一塊四周有毛邊的白布,露出裏麵一撮膠囊狀顆粒(不是石頭,而是木頭),兩頭深褐泛紫,中間薑黃,打磨得很滑,泛著幽光。這些籽共有四十一個,但占卜時並非要全用,而是針對不同人、不同事,選擇不同算法。大致有三種方法:九籽、二十一籽、四十一籽。他宣稱:最好的占卜結果就是剩九籽,且排列為三三三。如果已經出現了這個局麵,就不用再算了。

我問:“好到什麼程度?”

“如果出門打仗,一定會贏。”

老秦轉述給我這句話時,令我一驚。此前,我對占卜的理解一直停留在日常生活的表層,而現在,這句臨時掙脫出的語言,卻預示著占卜的最初起源,是人們對戰爭勝負的擔憂。陡然間,這所偏僻的簡陋小屋,成為濃縮曆史浩蕩風雲的大舞台。

巴克斯先擺好四排豎列方陣,第一排:三一二,第二排:二一二,第三排:二三二,第四排:二一五。然後從右往左,不斷收攏,令隊形如團體操般發生精妙變化。他不像古麗,獨自沉默地操作,而是邊動作邊絮叨。可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而老秦的翻譯此時完全失效,因為那絮叨的語速太快。

我隻能瞪大眼睛,努力觀看:隻見他不斷抬起右臂,在空中用力砍下,接著,兩手突然抱拳,持久地定格不動;終於,右手再次回到木頭籽的擺動中。然後, 他猛烈擊掌,震得啪啪響,掀起高潮。

時間和空間都發生了異變,同時進入到一千零一夜的世界中去。這種不間斷的戲劇性表演,把我心猿意馬的思維一次次牽扯回來,繼續凝神注目於他。我懷疑即便是一個心智清醒的參觀者,此時此刻,也不得不受到蠱惑。

昏暗的燈泡下,他眼角內的紅血絲像通了電;他像個病人,被高燒刺激著神經,血液燃燒,眼神熾熱,意識沸騰,胡言亂語。他異常興奮——他在拚命表現自己。

改變如此具有戲劇性:剛才還是衣著平常的牧民,現在,已成為先知,置身於另一個世界。我詫異他從哪裏獲得如此之強的感染力。

那個姑娘的裝扮那樣時髦,但在某些領域,她依舊墨守成規。現在,她完全被巴克斯迷住了。然而,這個男人終於停止工作。當魔力失效,他的自信心消失殆盡,臉部肌肉在輕微顫抖,透出遮掩不住的疲憊感。

我和老秦穿過院子,路過茅草時,突然發現,它們不再像我第一眼所見的那般突兀,它們正屬於這裏,和黃泥土屋、矍鑠主人、神秘氛圍,達成了某種古怪的一致。

在草原,遷徙和顛簸,會讓人深感命運無助,這時,無論丟失一匹馬,或一頭羊,都會引發一種深思:好像事情不僅僅隻是這個表象。人們通過向巴克斯問詢,獲得某種解釋,不僅消解日常矛盾,更讓敏感心智中紛繁複雜的念想,慢慢趨於一致,變得平和安泰。

巴克斯像兩個世界間的協調者,在超自然力量的幫助下,不僅懂得問題的原因和治療,還預測未來。巴克斯不是領袖,喚不起人們在宗教上的敬畏,他們也無法以此維生,像是在主業之外的一個兼職,但巴克斯的言語、行為、做派,都來自神秘世界。那裏有極其嚴格的禁忌。巴克斯似乎預示著另一種心態:一份堅守古老的信仰和魔力,不願入世隨俗的心態。

作家的書房

老秦建議我去拜訪一位哈薩克族作家。

他說,怪得很,這麼個小縣,出了一百多位作家、翻譯家、評論家。怎麼可能?!原來,這裏的哈薩克族人,大都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家族史。在這裏,近百年來沒有大規模遷徙,也無戰爭發生,生活相對安寧,草原文化形態保存得比較完整。

托裏是個袖珍小縣:稀疏的車輛,焦黃的路緣草帶,裝飾性的樹木,低矮的四方樓房,不慌不忙的人群。這裏屬於另一個社會——和成熟城市無關,而僅僅是一個牧區朝城市邁進的胚胎。一切在城市確定的特征,在這裏,都還沒有強大起來,某些古老的元素,在這裏,依舊持有通行權。

在中心城市,人們因政治分散了太多的注意力,而在邊疆,人文藝術卻處於整個地區的興趣中心。身處西北偏北的托裏人,大多是牧人的後代,天資聰穎、能說會道,能感知無處不在的語言之美。無論是聊天、祝酒、歌唱,熠熠閃光的語言俯首可拾。

在大城市,文學作為一種遺產,完整地保存在書本中;而在邊疆,文學卻是這裏的人們自己的成就。在各種文學類型中,詩歌桀驁不馴,長期處於首要地位,常和音樂結合,通過阿肯彈唱(一種音樂聚會),迅速傳播。然而,由於匱乏翻譯,這些作品往往不為草原之外的世界所知,也難得榮獲世界聲譽。

哈薩克語詩歌熱情活潑,又傷感迷幻,像千變萬化的雲朵。我時常為這種獨特的韻味而著迷,願意通過吟誦,慢慢體味其深意。那種韻味很難模仿:在草原,時間和空間都和城市不同:這裏的氛圍更加輕鬆,人群更加良善,人與自然的關係更加親密,時間更加舒緩,連困難似乎都變得更加輕鬆,而不像被工業化車輪碾碎的城市,市民已淪落為標準化機器下的工具。

當我們離開柏油路,走上小土路,道路不再是權威、資訊、商品和資本的流通,而變得鬆弛起來。順著大街朝南,從岔路口拐進,內裏是條彎曲土路,路麵坑窪,兩旁泥屋零亂。托裏的城市生活,其實就是一條街的生活。貫穿始終的中心街道是塊磁鐵,緊緊吸附著各類機關、辦公室、市場、商店、旅館。走到這條街的盡頭,從彙聚的人群中潰散出去,即刻嗅出股城鄉結合地帶的混雜味,像走到了世界盡頭,窮盡了某種可能。

令我驚詫的是:這些屋子的大門,要麼朝南,要麼朝北,要麼東西相對,毫無規律。見慣了城市裏整齊劃一的房屋,這樣的一片空間,顯得無比怪異,讓我感覺連時間,都倒退了很多步。

踩著碎石磚塊,小心地繞過一灘灘不明物,繼續向前。越往前,越聞到股怪味。當小路消散,裸出塊敞開之地時,看到有個垃圾場,用水泥台圍起,堆滿剩飯剩菜、塑料袋、斷了根的鞋子、白菜幫、舊鐵絲、鐵皮、朽木、爛了邊緣的碗盤。各種難聞的味道彙聚起來,有膨脹的糞便味,動物的屍體味。

我整天遊走在小城滿是灰塵,隨處可見垃圾的街上,已逐漸習慣髒汙,但卻尚未見過如此招搖的垃圾場。這裏不是大街,沒有汽車;這裏不是草原,沒有牛羊。這裏是錯綜複雜的貧民區,完全迥異於“大美新疆”的宣傳片。

我忽然領悟到,在托裏,遙遠並不值得驕傲。遙遠至極,就是荒蕪。從這片垃圾場,我看到了整個邊疆被遺棄,不受重視的命運。而這,不僅僅是一個地區的命運,還是一群人的命運。我幾乎喪失了信心,覺得這次拜訪過於唐突,也許會以失敗告終,但看到老秦奮力甩動手臂,還是把“不去了”的話,咽進喉嚨。

作家的門朝東開,小院內是三間土屋,鋪著水泥地坪。有個小園子,種著西紅柿,栽著李子樹,黃綠雜草沒膝,紫紅蝴蝶花簇擁,黃菊橫斜。這個農家小院秩序井然,古拙而完整,與外部世界截然不同。

作家不在家,他的夫人給我們搬來小凳和茶,我們坐在院子裏,看花看草看天。這個院子平靜祥和,素樸內斂,像個隱喻,預示著這裏的人民,似乎並不需要貪名圖利,野蠻爭鬥、歇斯底裏,隻需坐在這樣的庭院,和家人在一起,就已足夠。

十分鍾後,作家推門而入:魁梧的老人,臉刮得淨光,氣色紅潤,眉毛濃密,眼神溫和,灰白短發從額頭向後梳去,白襯衫,灰褲,左手戴金戒。他攜帶著一股特別的文雅之氣,和牧民的粗糲完全不同。

推開屋門,我們換上拖鞋進入。房屋的陳設極其簡潔:木地板,湖藍色皮沙發,鋪著塑料布的木茶幾,水晶燈;除此,別無他物。但這並非全部。我再次將那些東西看了一遍:沙發上沒有灰塵;窗台上沒有;茶幾上沒有;水晶燈上也沒有——這是個沒有灰塵的小世界。當我們穿過崎嶇小路,從垃圾堆旁走來——看到這種潔淨,堪稱奇跡。

這裏不僅幹淨,且沒有多餘飾品:沒有地毯、掛毯、刺繡、流蘇、塑料花,整個空間敞亮闊大。我調整著瞳孔,眼珠像給強光晃過——我驚詫地感到一種異樣,存在於這個空間。這間屋子所顯現的,是一種難得的中性氣質:它並不特別強調民族性,而隻是作為屋子本身,盡量讓空間敞開。

主人的品味在這間屋子被凍結起來:他不屑強調草原騎士過去生活的勇武彪悍,也沒有特別突出個人經曆的不凡。在這個西北偏北的小城,我早已習慣了氈房裏繁複的地毯,房間裏花哨的裝飾,甚而慢慢被培養出一種審美觀,認為這些濃烈的顏色就是“好看”。遊牧文明的特質,似乎就是要蓄意強烈展示顏色和形狀,把生命中最豐富的特質保存在人體四周。陡然進入這間屋,不免有些奇怪,這裏是閑適和簡約的。

我們在客廳裏交談。作家的語氣和模樣,顯示出他是個通情達理、溫和友善的人。他抿著嘴微笑,節製而內斂。他坐在自己的房間裏時,也像坐在他的作品裏,但我卻無法走進他的心靈世界。阻隔我們接近的,僅僅是語言嗎?

老秦說,他的小說多取材於鄰居,以反映社會不良風氣為主。他還寫自由體新詩,以草原風景和日常生活為主。

這個作家始終關注著邊疆地區小縣城的人;他深切地思考著那些在底層的卑微生命:那些小人物如此受約束的生命,如何保持其自身的完整與無損。這個世界原本遠離中心,遠離重大時事,但現實的改變卻是迫近的,某種異變已經發生。

我逐漸注意到這次拜訪的“可怕性”:作家不像巴克斯(巫師)有固定套路,預備好對付任何人的說辭,顯然,他敏於書麵語,拙於口語。雖然和老秦是用母語交流,可他睜大眼睛,漲紅臉,羞澀謹慎,眼神裏的光,像夜空中的星星。

我聽不懂他的話,但從那結結巴巴的口氣中,我感覺他根本不是老秦的對手。老秦狡黠麻利,而作家文弱溫情。老秦隻顧自己言語痛快,梭子槍般射出問題,然後享受對方艱澀回答時的痛苦,好像作家越痛苦,他便越高興。有時他甚至忘記了翻譯。我猜想老秦一直未能圓了作家夢,看到這位傳說中的作家如此沒有攻擊力,心裏不服,便要逗惹一下他。

我陡然發現,我們無法順暢交流的處境,其實,比能閱讀他的作品這件事,更複雜。某種疼痛襲擊而來,開始是細微的,後來,愈發強烈。我發現我所攜帶的世界不僅誇張、簡單,而且粗糙、霸道。就像大多數漢族人習慣性地使用“少數民族”這個詞,而匱乏區分各民族之間的差別般,我們缺少耐心,匱乏敬畏。我們在討論文學成就,排列文學史時,常不自覺地被強勢主導,而忽略那些非中心地帶的聲音,看不見那些沒有進入主流視野的作家。

但我非常想成為這位作家的讀者;非常想讀懂他的作品,體味他的人生和他的思考。我不是牧民,也不是牧民的後代,但我卻不能拒斥和漠視草原文化對我的影響。上世紀中期,我的父母從甘肅天水遷居新疆哈密。哈密被東天山分為山北和山南,我家在山南綠洲的葡萄園中,而山北的巴裏坤草原,因水草豐茂,自古就是飼養軍馬之地,在漢、唐、清時,皆繁盛。

畜牧和農耕並舉,是環天山一帶的生產特點。我是喝牧人每日送來的羊奶長大的。我熟悉奶疙瘩的味道,知道夏日穿大皮襖的男人是要進山去。在我的身上,一直攜帶著嬰兒時期的瞬間印象,像一直存留著古老草原的夢幻記憶,它暗潛在我的血脈深處,關鍵時刻,總以一種古怪的方式提醒我,大地和宇宙深不可測,不僅需要發現,更需要敬畏。

我隱約感到:這位作家和我平日所見的那些作家大不相同。他生活在減法中。在他的文字世界裏,是否也遵循著這種刪繁就簡的原則?

作家起身,進入裏屋,再回來時,手裏拿著本雜誌:《曙光》。並不厚。翻開其中的一頁,有他的照片(黑白頭像,俊朗的年輕人),豎排的文字,梯子般錯落,占據兩個頁碼。我知道這些貌似蝌蚪的文字,需要從右往左讀,但我的瞳孔是黑的,無法和它們通電。我看到的不是文字,而是一片火後餘燼。

一抬頭,作家正專注地看著我,眼神細密。

啊!他知道我看不懂(我連日常用語都聽不懂,更不可能閱讀);但他還是希望我能真的“看”到他的作品,知道他的作品這樣豎排著,存在於一本印刷品上。

一切事物之間,都需要聯係,即便這種聯係是隱伏的。現在,我用目光檢索著那一行行文字,一點點挪移,向下,再翻到另一頁,整個草原襲入我的身體,野花隨風搖擺,露珠波浪般閃耀。

作家的詩歌中,不僅包括歌詠草原風景的,更有敘事詩。老秦飛速瀏覽後,解釋:“這首詩叫《饢和母親》,說的是國民黨時期,兒子被抓進監獄,母親去送飯,在饢裏藏了把小匕首,兒子用它割斷繩索,從獄裏跑了出來的故事。”

饢是我熟悉的食物,它和饅頭、米飯,共同建構起我的食譜;身為母親,我懂得離子之痛如何揪心扯肺。然而,依舊有一種更大的隔膜擋在我和這些文字之間。啊,如果我已掌握了哈薩克語,我將更深入地體味字和字的奇妙組合,感情的別樣表達,視角的深刻敏銳,人物命運的彼此束縛;而不像現在,隻能領略粗線條的宏觀描述,而無法清晰對視,倘佯細節,體味深意。

我的渴望像戈壁上的一場細小雪花,落入草漠後,便無聲無息地消失殆盡。

作家邀我參觀他的書房。我從沙發上彈起:好啊。

推開套間的門,我進入其中。這間屋子和我所設想的,或者,和我平常所見到的那些書房,完全不同:一間不到十平米的小屋,牆角放了張兩米寬的小書架,三層格檔裏塞著書,下麵是對開門的櫃子,一把靠背木椅。

那麼,這位作家,就是坐在這把椅子上,就著這個櫃子的台麵寫作?那麼,這位作家的全部書籍,就是那三層格檔上的家夥?那些書,不僅數量少,而且看起來很陳舊,模樣窄小,開本不一,少有那種簇新、厚實的大部頭。在這些書籍裏,沒有一本漢語書。

我想起我的書房:被各類書籍塞滿,頂天立地,讓房屋像書店般逼仄。似乎,沒有足夠數量的書保駕護航,寫作便無法行駛得更遠。而這位作家的原料庫卻如此簡樸,令我感覺是誤入了一個孩子的學習房間。

也許,這類作家並不那麼注重從別人的知識庫中獲取經驗,而願把更多的目光投注於現實世界?也許對這類作家而言,與其泛濫閱讀,不如和鄰居深談?也許,這類作家更注重從口述傳統和神話故事中汲取養料,而不像我們,從小就迷信書本,匱乏靈活的口語表述?

漢族人對文字記錄有著執拗的癡迷,似乎要將一切所謂有意義的事情,都記錄在案。我們所了解的世界,大多先來自書本的描述;但對哈薩克族人來說,世界不在書架上,而在一腳跨出氈房後的草叢中。

我坐在作家的凳子上,從他慣常的角度抬頭,微微右側,便能透過藍色木框上的小塊玻璃,看到李子樹和黃菊花。這個窗口是這間小屋的全部光明所在:那四塊小玻璃,擦拭得如湖麵,將外部世界切割成大小相同的風景畫。

作家從清晨寫到正午,從正午寫到傍晚。他的筆頭很勤快。如果小街上發生了什麼新鮮事,定會讓他的頭腦興奮起來。進入寫作後,他的眼前會出現一個虛擬世界,他讓自己長久地沉浸,自由馳騁。寫到興奮時,他停筆,起身,來回踱步。走著走著,自信心一點點增強。他再次回到書桌前,繼續耕作。他必定會寫到那棵李子樹,那叢黃菊花,微風,微風裏攜帶來的青草味。

他的書房如此有限,而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則遼遠碩大。

他再次埋頭。靈感的閃電在天空顯現其藍色血管;閃電被複製成許多個,蘊藉於身體內,最終,在筆端得以集中爆發。詞語順暢,界限消失,激情漸漲。他和草原正皮肉貼皮肉地親昵著,誰都摻和不進來。他們被神秘的暗碼共同控製著,那暗碼就是舌尖上的詞語,那是他們的絕密信號。

突然,他停筆,像某種神奇的魔力消失了,他無法將這種遊戲繼續進行,他必須停止下來。是的:文字攜帶來的愉悅感,是有時間期限的。當他不再寫作,重新變成一個羞澀而嚴謹的人時,這個人和文字中那個粗野癲狂的人,完全迥異。

我們走出屋外後,老秦鼓勵我進園子摘李子,而作家也不斷點頭。踩著雜草,繞過黃菊,來到李子樹下,扯過一枝,摘下五顆絳紅果實,舉在手裏出來。作家端來水舀,把李子泡進去涮了涮,拿起一個放在嘴上一咬:酸極了。

坐在院子裏的小凳上,陽光下微風輕拂,寂靜的天空,能聽見鳥叫和蟬鳴。

作家就在我的側旁,一直微笑著,他和我平日所見的那些農民模樣的老人差不多,隻不過他更幹淨,更書卷氣。他的眼睛不是農民的眼睛:他一直在觀察著我們。

我早知道作家很複雜;現在才明白,他比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他的確是那個溫雅淡定,有標有點,能將話語落在紙上既成文章的人。我不再懷疑。

吳福林的別名

聽說我要去見的葉爾森·別克是個局長,且是漢族,老秦堅決擺手,不願同去。老秦好麵子,他和我在一起,主要是因為他的翻譯身份;一旦感覺自己不重要,他絕不勉強;而且,他很抗拒到機關大樓中去,覺得到了那裏,手不是手,腳不是腳。老秦的驕傲充滿泥腥味。老秦許諾,隻要我打他的手機,他會隨時出現。

離開老秦,我變成了一個人。突然之間,在這個小城,我如此微不足道。雖然樓房叢叢,但看起來,卻格外空蕩。好在,我對那條貫穿始終的主街已十分熟悉,憑著感覺,跌跌撞撞,找到了四方小樓,敲開了某間辦公室的大門。

吳福林看起來,和沙孜湖剛剛放牧歸來,跳下摩托車的牧民一模一樣:瘦削、緊湊,穿著普通款式的衣褲,黑皮鞋(隻是鞋麵沒有太多灰塵)。他從椅子裏站起,謙遜地微笑,細長眼閃著亮光。

客套兩句後,他的手機響了,他說起一串哈薩克語。令我驚詫:他的口語似乎比老秦還流利?!一個具有魔幻效果的時刻降臨:陡然間,對麵這個普通人變得神采奕奕,詞語在他的舌尖像花樣滑冰,飛旋之後再接另一個飛旋。他的眼角眉梢都在跳動,整個身體跟隨著語言,變得熱情洋溢,靈光閃動。

當他知道我並非要了解他的工作,而是對他的成長經曆有興趣時,為我倒來一杯水。我坐在他辦公桌側麵的黑皮沙發上,聽他從小時候談起。這種回顧讓他看到自己曾奮鬥過。他提到了一件事:上小學時,他借住在一個哈薩克族大媽家,於是有了另一個名字:葉爾森·別克。現在他走在縣城的大街上,人們都這麼叫他。

我很喜歡這個細節;他也喜歡。

接著,他談了和自己相關的其他部分:“我父親是個高中生,在內蒙古當過老師,一九六四年從山東盲流到新疆,一年內就學會了哈薩克語。第二年,他從庫甫鄉農業村轉到沙爾哈牧業村時,我三歲。他在牧業村不放牧,給村民看病,到山下換糧食,冬天給學校燒爐子打雜。他本打算呆三年就回農業村,可一呆,就是十四年。我從三歲到十七歲都在牧業村。我們在家說漢語,一出門就說哈薩克語。那地方很少有外人來,偶爾來個過路的,說不上幾句漢語就走了。一九八一年我從技校畢業後,到縣政府當司機,見了漢族領導就躲著走,怕說不好漢語,嚇著人家。”

這裏不是紐約或其他城市,不同的人種分布在不同的城區——這裏,哈薩克族人、維吾爾族人、蒙古人和漢族人等,居住在一起,組合成一幅不斷變化的圖畫。人們雖然膚色不同,信仰不同,但憑借著平和與善意,讓一切雜音都得到抵消。這是自然神奇的力量,既能弱化矛盾而又不摧毀它們,既能保持多樣性而又不施以強力。

吳福林的言談舉止,無不帶著草原氣息,即便他已來到水泥房子,開上汽車。像有兩個靈魂在他的身體裏——它們嬉笑著,友好共居,是兩條波浪線互相交織,總會在某個時刻,一拐彎,變得耀眼炫目。

他的話勾起了我的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我的外婆和舅舅從甘肅甘穀縣逃荒到新疆哈密白楊溝村時,周圍鄰居多為維吾爾族人。我的表哥表姐共七人,後來,人人都操口流利的維吾爾語;就連上了年紀的外婆,也能使用日常用語。

可惜,我父母從甘穀縣遷居到哈密市郊後,村裏雖然也有維吾爾族人和哈薩克族人,但我卻一直沒有機會學習他們的語言。我曾就讀的哈密市第四中學文科班(一九八九屆),有八十多位同學,其中,有十幾位少數民族,他們都說著一口流利的漢語,和我們的交流沒有任何障礙。最終,在新疆時,我和種種深入學習非母語的機會失之交臂。在珠三角,我參加了廣東話培訓班,一年後,已掌握基本的日常用語。當語言障礙打通後,整個嶺南生活向我豁然敞開。

吳福林的求學經曆是這樣的:到了上學年紀,父親還沒有回農業村,他被迫進入哈語學校。學校是兩間簡陋平房,學生甚少;一九七五年,他家搬到甘家溝,離學校較遠,他便上了牧區的流動學校:冬天在固定的平房上課,夏天則在夏牧場上課。所以,他不得不長期借住在一位哈薩克族大媽家,由此,獲得了葉爾森·別克的名字,並掌握了一口純正的哈薩克語。

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哈薩克語也是吳福林的母語,這種語言伴隨著他的成長,深刻地浸染到他的內部。像作家納博科夫:同時掌握了俄語和英語。

吳福林,這個擁有哈薩克名字的漢族人,在他的專注和偏執裏,有一種很純真的成分,正是這種特質,讓他從人群中分離出來。他是新疆這塊特殊之地造就的“新疆之子”,具有神奇的混合性。他的雙重視角受惠於他能流利使用兩種語言。當他自如地啟動舌頭,遨遊在非母語的世界時,他甚至比使用母語更自在飛揚。他堅信每一件事情都應該有一個合理的解釋,而他自己則負有某種特殊使命。

我羨慕吳福林。雖然他和我一樣是漢族,父母從中原遷居新疆,之後出生在新疆,長在新疆,但顯然,他和我不同。如果生命是一條河,那麼,在他的激流中,又注入了雪水、雨水、洪水、冰雹,而我,則隻是單純地順延了父母攜來的那一脈源流,將它向前推進,並沒有加入新的內容。

我感覺吳福林比我更像“新疆人”:在多民族大家庭中共同生活、彼此交融的經曆,讓他圓融寬和。而這個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明顯。在吳福林身上,有著更為廣闊的疆域。有時,疆域並非隻是物質,而更是一種精神力量,它能擴展開人們的視野和靈魂,賦予人們勇氣和信心,讓人們從多角度思維他者。

羅老師來到辦公室,加入我們的談話。她是吳福林的妻子,當中學英語教師(他們的兒子已大學畢業,現從事金融工作)。吳福林說,甚至到一九八○年,牧區還有流動學校;可現在都撤了。吳福林和羅老師特別關心下一代。他們是這個小城的現實主義者,思維清晰,知道未來掌握在孩子手中。若要讓牧民真正定居,必要解決好教育問題。

羅老師說:“流動學校撤銷後,牧區孩子上學很成問題。有的村有兩百戶人家,百分之六十都在縣上租房住,為孩子上學。縣城用漢語教學的小學內,有三分之二是哈薩克族學生,中學則占三分之一。”

從山上搬下來,在縣城租房住,陡然陷入喧囂人群,需要適應的不僅是學生,還有家長。延續千年“逐水草而居”的生產方式變得凝滯,雙腳踏上柏油路,牧民始終感覺自己是城市的陌生人。房屋帶來的不僅是牢固,還有傷感,以及在這個四邊形空間中度過的不自由的分分秒秒。雖然身居鬧市,感覺偏遠絕世,可牧民期望孩子通過上學改變命運的心情,又那樣強烈。

吳福林微笑著,把頭微微抬起,顯現出鼻孔和嘴巴之間的寬闊。他停頓了一下,像故意營造一片寂靜,好發表 一個聲明。

他說:到一九九○年,牧區氈房的門都是不上鎖的。

那個時候的草原,還是個異域天堂:沒有防備,沒有禁忌,人們自由良善。他說,即便是現在,門上的繩子和鐵絲,也隻是為了防牲畜,不為防人。

這就是草原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互不侵犯,無論發生怎樣的爭端,都以求同存異的基本原則來解決。這種對和解的渴望,對人道主義的堅持,不是哪一個時期哪一個人的態度,而是整個遊牧世界的德行,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們與生俱來的寬容所決定的。

我深信環境可以讓人的內心發生改變:當你來到一望無際的草場,空氣溫和地吹拂雙手和臉頰,身體置於植物的芬芳中,一種隱秘的變化就會產生。如果離開了這種環境,置身城市,一切都會變得平淡無奇,人們在另一種規則中爭強好勝,而喪失了在草原上的寬和寧靜。

吳福林很懷念小時候在山裏生活的情形:坐在鄰居家的氈房裏,喝奶茶,聽老人們訓誡——不能拔草,見了人要有禮貌,多幹善事,不能往水裏撒尿,不能玩火,要互相幫助……老人們說話時的表情很鄭重,孩子們也聽得用心。許多傳統,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得以繼承。年邁的老人,在閱盡世事之後,人變得更加溫和,自覺地成為微縮版民間精神導師。這樣的老人會獲得人們的更多尊重:他們將智慧傳遞給下一代,讓孩子們的心田不再荒蠻,能時時發現生活的美好。

吳福林成長為葉爾森·別克,要歸功於這些草原上的老人們。貌似動蕩不安的經曆,讓這個漢族男孩獲得了一份幸運,變得比同齡人更豐富。他是成年後才意識到,自己在童年裏獲得的訓誡多麼重要——那不是一些簡單詞語,而是樸素的自然主義哲學。他的父母並沒有教他如何生活的秘密,但他卻在山野的成長中,掌握了一套自如的態度。這些訓誡如此神秘,已潛移默化改變了他,在他這堆粗糙的礦石裏,增添了黃金。當他在人群中熠熠閃光時,不過是在恭恭敬敬地按照訓誡做事,不過是將古老襜褕轉換了一種方式。

吳福林家有七兄妹,口糧總不夠,餓得互相打架,鄰居們聽不下去,就端來做好的飯菜。饑餓的孩子撲向食物,一頓饕餮後,嘴角掛著滿足的笑。在山區,這一家人不僅是外來戶,還赤貧,但鄰居們並沒有用鄙視的眼光看他們,或在背後惡語相加,對善良的草原牧民來說,這家人不辭辛勞地來到牧區,就應該像客人甚至朋友那樣受到歡迎。無論是大人還是兒童,對這家初來乍到的人,都給予相同的熱情。

草原上的人們,坦誠公正,善良寬和,情感充裕,他們沒有太多的追求,因此也不會急不可耐。放牧歸來,喝奶茶聊天,聽“冬不拉”彈唱,對大多數人來說,已足夠;這種與世無爭的態度,堪稱草原人最美的德行。

在沒有青草的土地上,人們隻有通過勞動才能將自己從貧困中解救出來,而在牧民看來,財富並非來自勤勞節儉,也非由於竭盡全力,樸實的生活本身,已是一種藝術。既然氈房要不斷搬遷,也就不必奢華醒目;甚至生活方式,也沿襲了父輩的傳統。他們父輩的生活,正是他們現在的生活:青草是真正的中心,一切都圍繞著它來畫圈。

吳福林剛開始當司機時(全縣隻有十二輛小汽車),遇到有人搭車,他一定會停下來,捎人家一程。若有老人在街上相遇,他會行使哈薩克族傳統的見麵禮節:親手親臉。每年五月至八月(牧民轉場到夏牧場時),他每周都要趕三四個場子:訂婚、結婚、女孩子戴耳環、男孩子割禮(割包皮)。請他的人很多,他也不駁人家的麵子。時間一長,吳福林在小城變得漸漸有名:大家都知道“葉爾森·別克”是個熱心腸。

我問他,漢族人和哈薩克族人在習俗上有什麼差別。他說:“小時候,哈族小孩到我家來吃飯,說你們太奇怪了,居然吃草。他們覺得菜和草差不多。以前,哈族人請客,吃的是饢和油餅,現在也吃菜,有胡蘿卜、皮芽子(洋蔥)、土豆。婚禮的形式和我們差別不大,但葬禮差別很大,不燒紙,先洗,再裹,再挖坑,埋。家人見了客人要哭;要對每個客人都哭一遍。”

他說,牧民見麵後的問候時間很長,半小時一小時,問家人、問牲口、問天氣……問一大串。他解釋,哈薩克族人的問候裏,充滿了大量豐富的信息,這是因為在牧區,人與人難得見上一麵,匱乏交流;而在冬窩子,幾乎沒有什麼娛樂。

在吳福林看來,各族群之間的摩擦就跟機器裏的摩擦一樣,是難免的,但可以上潤滑油,可以在某個狀態達成和諧。在他看來,即便新世界很新,但它到底還是從舊世界變來的,總會有一些基本原則留存下來。

話題就此拐到酒上。他說:“縣城三分之一的哈薩克族夫妻離婚都是因為酒。”溫和謙遜的他突然激憤,甚至,我還沒來得及跟上這種激憤。他噌地站起,怒氣衝衝:“現在街上的殘疾人變多了,也是因為酒!”

牧民放牧歸來,喜歡互相串門,請客喝酒。一喝酒,便少不了打架鬧事。吳福林恨鐵不成鋼,說那些男人口袋裏有一分錢,都會想著請客喝酒,根本沒有儲蓄意識;甚至,借錢也要去喝酒。

哈薩克人好客:冬天宰了冬肉,要互相請客,將最好的肉留給客人吃。但隨著新生活的侵蝕,草原的某種秩序和連貫性遭到了破壞。麵對頭暈目眩的新世界,男人顯得比女人更脆弱,於是,他們找到了酒。出於一種消極抵抗,而不是熱愛,草原男人在酒精中,倦怠消退;而女人則沒有時間感傷,她們一直忙碌著:除了生育和家務事,還要利用各種空餘時間,製作奶疙瘩(白色的或黃色的)、炒麥子、炒小米(放在奶茶裏喝)、做塔爾米、釀酥油、炒麵、繡花氈、編地毯……

“還有摩托車!”這個事實似乎很重要,勝過他告訴我的其他方麵。

摩托車被妖魔化。他說,從縣城到沙孜湖的公路修了一年多,有二十多個人死在那路上,多是醉酒駕車。在他看來,哈薩克人的騎術很高,若不喝酒,一般不會出事。當車和酒加在一起,便會等於死亡。吳福林的擔憂並非多餘。在沙孜湖畔,我常看到騎飛車的年輕人,在一輛摩托車上,能擠五個人。

小城絕不是一個隔絕的世外桃源。在吳福林看來,縣城世界的脆弱性正在暴露,它正被外來因素強行幹擾著,製造出一個接一個的矛盾。他在這些場景裏,不斷懷想過去年代的甜蜜,於是,他感覺某種美好被沾汙,生活在某一方麵表現為前進,在另一方麵,則為退縮。

然而,他亦清楚地意識到:整個草原世界都在麵臨著重生;但它總能夠在重生中成長。畢竟,現代世界不能被簡單趕走,而田園牧歌式的過去亦無法重建。

工業化的車輪從未停止,已跨過農田,來到牧場。新修的公路上,能看到小汽車、卡車、手扶拖拉機、摩托車。這些型號不同的車有一個共性:輪胎已磨得光滑。變化已實實在在地來到草原人身旁,讓他們的世界變得不能再小。變化一方麵是迫切需要的;同時,它給草原帶來的侵犯又是深刻的。

吳福林說,現在的牧民不大養駱駝和馬,轉場時租用大卡車,早晨裝車,六十公裏的路,兩個小時就到了。如果按照以往騎駱駝轉場,人趕著畜群,要走三天。對這點,他並無異議——他也覺得,卡車的輪胎更甚於駱駝的蹄子。但是,他的擔憂則更隱秘。

他認為還是騎馬放羊科學:羊一天最多能走二十五至三十公裏,騎摩托車,一天可走五十公裏。但是如果羊走得太快,就不上膘;如果羊已經上了膘,走得太快,還會得病(肉的顏色會變得比正常更深)。會放羊的人非常懂得控製牲畜的飲食。已經上了膘的馬和駱駝在要使用之前的一個月,就要讓它們少吃,慢慢瘦下來。若控製得好,這些牲畜用半年都沒事;但是如果不掌握這些規律,牲畜很容易得病。

現在的年輕人既不懂這些,也不喜歡聽老人指導。而在吳福林看來,和老人喝茶,不僅是一種儀式,更是建立起一條交流的通道,可以讓古老的真理變得簡單,否則,年輕人要付出頭破血流的代價,才能闖出一條路。

這些細節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騎摩托車放羊,到飯館裏吃肉,和朋友們飲酒……但這些事同時又事關重大。隨著公路深入牧區,整個草原世界的大門敞開後,人們的生活更加多樣化,更加個人化。在這裏,古老的傳統變得不那麼神秘,而都市生活尚未真正建立,此時此刻的草原,呈現出一種前工業化狀態下的無序、混亂和緊張。

繼酒、摩托車之後,第三個新鮮物件是手機。

吳福林說,草原上以前沒有郵遞員,口裏(新疆之外的地方)的信到山上,要一個多月,人們的生活很封閉,夜晚隻能靠聊天打發時間。現在,無論是夏牧場還是冬窩子,都樹立起接收塔,幾乎每個人,手裏都捏著手機(連十二三歲的小孩都有)。

問題不在手機,而在打電話的人:打起來說個沒完。這些話,不像兩個人見麵拉家常;說這些話是需要付錢的。在草原,處處可見將手機貼在耳朵上的人;其頻率之高,不亞於大城市的鬧市區。功能複雜的手機,其多樣性在草原上被蒸餾,隻剩下最原始的用途:說話。似乎,越是廣闊的地方,人越孤獨;為了消解孤獨,人便需要找同類傾訴。手機在草原獲得了極大普及。在手機語言裏,人們相信世界還是完整的,因為他們在傾訴的過程中,忘記了它已被打破。

變遷就這樣發生;甚至,變遷早已發生,隻不過,在繼續進行。

過去,草原世界貌似完整,擁有屬於它的語言、儀式、禁忌;現在,傳統的生活方式凋萎變質,人們不再重視儀式,“外麵的世界”大舉入侵,令變化加劇。

從辦公室出來,雖然是正午,可天色陡然黯淡,烏雲彌漫,雨滴箭簇般強勁射下,令我撐開的遮陽傘像玩具,不斷搖擺。這草原深處的雨,暴烈不馴,根本不把人放在眼裏。從辦公室走到車前,不足五百米,我已渾身透濕。路麵閃閃發亮,像蟒蛇的脊背。空氣渾濁不堪,泛起股濃烈的土腥味。一群行人走過,乍看似鬼影,定睛再看,是活生生的人,在風雨中移動,幽暗的身軀,像被封閉在巨型的罐頭瓶中。閃電陡然明亮,又轉瞬熄滅,似大地打了個激靈。

在這個瞬間,大地像被施了魔法,擱淺在時間的河床上,一切都暴露無遺,空空蕩蕩,像遭到遺棄;一切都在移動,像漂浮著的另一個世界。從雨霧中看出去,小城像一聲被定格的尖叫。它不是喊給外麵人聽的,它是控製不住,從內部撕裂開來的。

我陡然一驚:如果我住在氈房裏,周遭是無邊的草原,沉默的羔羊;如果我被無情冷雨包裹,被無眠長夜折磨,我是否會喝酒、騎摩托、打電話?

……,我會。

離開新疆,在嶺南書寫這個片段時,我的內心充滿疼痛之感——生活在新疆的人們是那樣坦誠和幽默,他們堅信,無論發生什麼事,生活都會繼續過下去。這是一種非常深沉的信念——深沉到幾乎不需要特別強調。這種人生觀,不能簡單地用消極或積極來判斷,它是邊疆地區的人們,在極端糟糕的自然環境中尋求生存時,所形成的特有的世界觀。

盡管在嘉峪關以東的內地人看來,新疆人的行為處事,多少都有點奇怪,但新疆人所麵對的新疆,並不是遊客所看到的那個新疆(鏡頭裏所記錄的新疆,可視為電影學院實習生的作品)。事實上,新疆是雙重性格的綜合體:一麵浪漫奔放,另一麵則冷靜內斂。需要深入新疆社會底層,同時又能以宏觀角度來觀察和描述此地的作品出現,才能讓更多的人了解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