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司馬遷的說法，每當在朝廷討論問題時，公孫弘總是從不同角度陳述問題並列舉對策，讓武帝自己抉擇；公孫弘提出建議，遇到劉徹不同意時，公孫弘不會在朝廷之上與劉徹當麵爭辯，常與汲黯請求單獨召見，先由汲黯發表意見，然後由公孫弘進一步補充，武帝經常聽得很高興，對公孫弘所提的建議通常加以采納，因此，公孫弘越來越得到劉徹的親近和重用。公孫弘曾經和公卿商定某一問題的處置意見，到了劉徹麵前，他卻完全背棄了原來的約定，而迎合劉徹的心意。汲黯當廷向劉徹揭露公孫弘說：“齊人真是詭計多端冷酷無情；他起初和我們一道商定此條建議，現在卻全都背棄了，這是不忠！”劉徹責問公孫弘，公孫弘謝罪說：“了解我的人，認為我忠；不了解我的人，認為我不忠。”劉徹認為公孫弘說得有道理，因為臣子首先要忠於君主和忠於真理，而不能為私情私利忠於小團體。劉徹因此看出公孫弘為人謹慎厚道、能言善辯，加上熟悉文書法令和行政事務，又會用儒家理論加以文飾，所以對他非常欣賞，四年之間就將他提升為左內史。劉徹身邊的親信經常詆毀公孫弘，劉徹卻對他卻更加優待。
汲黯後來又當廷向劉徹揭露公孫弘說：“公孫弘處於三公的地位，俸祿優厚，但卻蓋布被，這是欺世盜名。”劉徹追問公孫弘，公孫弘謝罪說：“確實有這樣的事。九卿中沒有誰比汲黯與我交情更好的了，但他今天在朝廷上不留情麵地批評我，確實指出了我的毛病。我享有三公的待遇卻蓋布被，確實有巧行欺詐以沽名釣譽的嫌疑。但我聽說先賢有不同的處世態度～～管仲擔任齊國的丞相時，擁有三處豪宅，其奢侈的程度可與上麵的君主攀比，管仲被稱讚幫助桓公稱霸，但也被批評對國君有越禮行為，而管仲的本意是為齊桓公的奢侈分謗。晏嬰擔任齊景公的丞相時，吃飯時不吃兩樣以上的肉菜，他的小妾不穿絲織衣服，齊國也治理得很好，這是晏嬰向下麵的百姓看齊。如今我當了禦史大夫，卻蓋布被，本意是向晏嬰學習，不過這樣做的確可能產生像汲黯所說的那種負麵後果：可能使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沒有了貴賤的差別。況且沒有汲黯的忠誠，陛下怎能聽到這些坦誠的話呢！”劉徹當然喜歡臣子向百姓看齊而不是向君主看齊，他認為公孫弘對汲黯的一再當眾指責能夠包容忍讓，具有丞相肚裏能撐船的度量，因此越發欣賞公孫弘，最終讓公孫弘當了丞相，並封為平津侯～～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孫弘取代薛澤成為丞相。原先漢王朝一般以列侯為丞相，隻有公孫弘沒有爵位，劉徹於是下詔說：“我欽慕先聖治國之道，廣開門路，宣招四方的賢士。古代按其賢能安排職位高低，衡量其才幹授予不同的官職，功勞大的人俸祿豐厚，德行高的人爵位尊顯，所以立下武功的得到升遷，擁有文德的得到褒獎。茲令將高成縣平津鄉的六百五十戶封給丞相公孫弘，封其為平津侯。”其後便以此為製度。官至丞相而封侯，是從公孫弘開始的。
司馬遷無視公孫弘對汲黯等人的寬宏大量，汙蔑公孫弘“為人多疑忌刻，外表寬宏大量，內心卻城府很深。凡是曾經同公孫弘有新仇舊怨的人，公孫弘雖然表麵與他們友好相處，但是暗中卻乘機報複。處死主父偃，把董仲舒改派到膠西國當國相，都是公孫弘極力促使的。”
司馬遷無中生有地毀謗主父偃舉報董仲舒寫《災異之記》譏刺時政，以及公孫弘出於報複心理把董仲舒改派到膠西國當國相這兩件事，我在《破除董仲舒神話》那一章已經詳細分析過，在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而公孫弘與殺死主父偃這件事的關係，我嚐試在這裏還原真相。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公孫弘與主父偃之間有什麼私怨，兩人之間唯一有據可查的所謂衝突，僅僅是對設置朔方郡的政見不同。但是，主父偃向劉徹提出設置朔方郡的建議，劉徹將設置朔方郡的建議交付公卿討論時，公孫弘與主父偃兩人之間並沒有發生直接的交鋒，如果說因此產生私怨，也隻能是主父偃怨恨公孫弘否定自己的意見。
事實上，在主父偃死後，奉旨就設置朔方郡的好處去當麵詰難駁斥公孫弘，使公孫弘當眾服輸的是朱買臣等人——公孫弘剛任顧問時，巴、蜀等四郡正開鑿山險修築連接西南夷的通道，千餘裏外轉運糧餉。過了幾年，道路也沒有修通，修路的士兵疲憊饑餓、遭受炎熱潮濕折磨而死的人很多，西南夷又多次反叛，劉徹調集軍隊去鎮壓，軍費開支數以億計，卻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劉徹很擔憂，下詔派公孫弘前去該地視察情況。公孫弘返京奏報時，極力批評開通西南夷的害處，劉徹沒有聽從他的意見。元朔三年（前126），張歐被免官，劉徹提拔公孫弘當禦史大夫。當時，劉徹鋪的攤子很大，在西邊開通西南夷，東邊設置滄海郡，北邊修建朔方郡城，公孫弘因此屢次勸諫劉徹，認為這些做法是耗盡國力去經營無用的地方，希望停止這些好大喜功而得不償失的項目。於是，武帝就讓朱買臣等人以設置朔方郡的好處來詰難公孫弘。朱買臣等人提出十個問題，公孫弘一個也答不上來；公孫弘便道歉說：“我是山東的鄙陋之人，不知道築朔方郡有這麼多好處，希望停止通西南夷和設滄海郡的項目，集中力量經營朔方郡城。”劉徹同意了公孫弘的折衝意見。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公孫弘後來報複了讓自己當眾出洋相的朱買臣等人。
而且，主父偃獲罪下獄時，公孫弘剛剛從左內史升為禦史大夫，對劉徹還未具有一句話就足以影響其重大決定的地步～～事實上，公孫弘自始至終都達不到主父偃那種可以令劉徹言聽計從的影響力。作為因齊地人一再推薦而飛黃騰達的人，公孫弘無疑與齊地的權貴精英有著千絲萬縷的利害關係，也難免會受他們的影響而對主父偃產生負麵看法，再加上不認同主父偃的政見，自然會覺得主父偃死不足惜甚至死了對國家更有利。因此，當劉徹就主父偃的問題征求公孫弘的意見時，公孫弘這樣說是合乎他的立場與觀念的：如果不殺主父偃，你沒有辦法向天下人交待。公孫弘這樣說並非是岀於報複，劉徹最終決定不赦免主父偃也不是僅僅因為公孫弘這句話，主要還是因為：不殺主父偃，劉徹沒有辦法讓那些反對主父偃的勢力心悅誠服，沒有辦法維持聖主的形象～～“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私，遵王之義。”
另外一個事例也可以證明：公孫弘根本沒有司馬遷汙蔑的那種強烈的報複心理。
劉徹重新征召吾丘壽王入京任光祿大夫侍中不久，丞相公孫弘上奏說：“民眾不能挾帶弓箭。十個賊人放箭。一百個官兵都不敢上前，導致盜賊不能及時伏法，逃脫的很多，對盜賊來說，弓箭弊少而利多，這就是盜賊之所以猖獗的原因啊。禁止民眾挾帶弓箭，那麼盜賊就隻能拿短兵器；短兵相接，人多勢眾一方就必然獲勝。用眾多官兵捕捉少數盜賊，勢在必獲。這樣一來，盜賊有害無利，就不會再犯法，這是使刑罰置而不用的辦法啊。臣愚昧地認為禁止民眾挾帶弓箭是比較有利的。”劉徹把公孫弘這個奏章下發給公卿大臣們討論。
吾丘壽王上書提出反對意見：“我聽說祖先製作各種兵器，不是用來互相侵害，而是用來禁止暴虐討伐奸邪的。安居樂業時，就用兵器製服猛獸以及防備突然發生的變故；社會動亂時，就用它們設防守衛，施用於行伍戰陣之中。到了周朝王室衰微的時候，上麵沒有聖明的君王，諸侯使用武力相互征戰，強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淩人少的，海內耗損，人民凋敝，奸巧狡詐同時產生。因此，聰明的人陷害愚笨的人，勇敢的人威脅怯懦的人，以獲得勝利為唯一目標而苟且行事，完全不顧道義和天理。所以，機巧靈變的兵械增加，用來互相殘殺的武器多得數不勝數。於是秦朝兼並天下，廢除聖王的道義，倡立私人的謀議，焚滅《詩》、《書》而推崇法令，拋棄仁慈恩德而使用刑罰殺戮，毀壞名城，誅殺豪傑，銷毀甲兵，挫折鋒刃。在那以後，百姓拿起耰、鋤、棰、梃互相攻擊，犯法的人越來越多，盜賊越禁凶，以至於身穿紅色囚服的罪犯塞滿道路，群聚為盜的歹徒漫山遍野，秦朝終於因此大亂而亡國。所以聖明的君主致力於推行教化而減少禁止和防範，知道不能依賴禁止防範來維持社會安定。
“現在陛下顯揚聖明德行，建立太平盛世，舉薦賢才，設立學官，三公等大臣有的出身於窮街陋巷，有的興起於茅屋寒舍，劃地封為王侯，宇內人民日漸教化，境外之人聞風向往中原，但是為什麼還有盜賊呢？這是因為郡守、國相失職，而不是百姓挾帶弓箭的過錯啊。《禮經》上說，古時男子出生，以桑木作弓，蓬草為矢，射天地四方，以此表明男子長大後有抵禦四方的責任。孔子說：‘我拿什麼？拿弓箭嗎？’為祭祀而舉行的射禮，從天子降及庶民，這是夏、商、周三代都遵循的法則。《詩經》說：‘大靶已經淩空，準備搭箭張弓。射手已經集中，呈獻射箭神功。’這是說尊崇射箭中靶的技藝啊。愚昧的我隻聽說聖明的君王聚集眾人射箭以顯明教化，沒聽說挾帶弓箭受到禁止。況且之所以建議禁止挾帶弓箭，是因為盜賊用弓箭去攻殺掠奪。攻殺掠奪的罪是死刑，可是死刑都不能禁止攻殺掠奪，輕刑還能禁止挾帶弓箭嗎？要知道亡命之徒本來不要命的啊。我擔心到頭來事與願違～～奸邪之徒挾帶弓箭，而官吏無法禁止；安分守己的百姓用弓箭來自衛，卻會觸犯法律禁令，這是助長盜賊的威風而奪取百姓自救的武器啊。我私下認為不準百姓帶弓箭無益於禁止邪惡，卻廢除了先代聖王的常法，使學者不能學習實踐射禮，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