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受我的導師、教育部長吉多·巴克西裏（Guido Baccelli）的指派，為從事智障兒童教育的羅馬教師開展了一係列講座。這些講座結束後，我來到國立特殊兒童學校對教師進行培訓，並在此任教兩年多。
學校還有一個走讀班，招收的是那些因智力缺陷被認為不適合接受小學教育的學生。後來，通過慈善組織的幫助，我成立了一個教育機構。除了接收走讀生之外，還把羅馬精神病院的所有智障兒童集中到了一起。
我在同事的幫助下，用了兩年的時間來培訓羅馬的教師，讓他們掌握觀察和教育智障兒童的特殊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在去倫敦和巴黎學習了最新的智障兒童教育法之後，我承擔了在兒童教育和指導機構中培訓其他教師的工作。
我可不僅僅是個小學教師。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七點，我都陪伴著孩子們，親自教他們，從不間斷。這兩年的實踐是我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教育學學位”。
自接觸智障兒童教育（1898—1900年）開始，我就覺得自己采用的方法不僅能夠幫助智障兒童提高智力水平，而且這些方法中包含的教育原理比當時采用的教育原理要合理得多。在離開特殊學校以後，這個理念更是在我心中生了根。我越來越相信類似的方法如果應用於正常兒童中，將會使他們的個性得到驚人的發展。
就是在那時，我對所謂的“矯正教育”進行了全麵研究，並決定研究正常兒童的教育及其基本原理。因此，我注冊成為大學哲學係的學生。強大的信仰給了我巨大的動力。雖然我不知道最終能否驗證自己想法的正確性，但我仍然放棄了其他的所有事務，以便深入研究。我幾乎是為著一個未知的使命在做準備。
智障兒童的教育方法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位醫生的成果。他的著作在醫藥史上占據著一席之地，因為他就是今天廣為人知的耳科學這一醫學分支的創建者。
他是首位嚐試運用係統教育進行聽覺治療的人。他在佩雷（Pereire）創建於巴黎的聾啞機構中進行了實驗，成功地讓聽力未得到充分發展的人恢複了聽力。之後，他負責看護有名的癡呆男孩——“阿維龍的野男孩（thewild boyof Aveyron）”長達8年。他把這些在聾人治療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教育方法拓展到了所有的感官領域。他就是皮內爾（Pinel）的學生伊塔（Itard）。他是第一位采用在醫院裏觀察病患的方法，尤其是觀察那些神經紊亂者的方法，來觀察學生的教師。
伊塔的教育學著作生動、準確地描述了他的教育工作和經曆，因而趣味十足。即便在今天，讀過伊塔著作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他是最早進行實驗心理學實踐的人。
事實上，伊塔從自己的科學研究中提煉出了通過矯正個體缺陷改變其性格的係列練習。通過這些練習，他成功地讓聽力不健全的兒童學會了聽、說，否則這些孩子將永遠又聾又啞，無法回歸正常生活。他的這項工作的確與通過實驗心理學測驗進行的單純的個體研究大有不同。後者隻提供了有關個體實際智力的信息，而無法改變它，或是對教育方法產生任何影響。
而伊塔在工作中采用的科學技術卻成為一種教學方法，並促使教育方法本身也發生了改變。
因此，伊塔可以被稱作“科學教育學的創建者”。這個稱號並不屬於費希納或比奈，他們隻是實驗心理學的創立者。
這裏需要澄清一點：瑞典的裴斯泰洛奇（Pestallozzi）通過實物教學法的實驗，第一次把教育建立在心理學的基礎上，提出了“教育心理學化”這一偉大理論，使教育與心理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故他被稱為“新教育體係之父”。但實驗心理學卻是在50年之後才由德國的費希納和比奈創立。
這兩種教育方法在不同的學校生根、發芽。
雖然學校已經開始對學生進行智力測驗，但舊的學術教育體係仍在原有基礎上繼續發展，所以，這些測量方法對教育學毫無影響。相反，伊塔在早期進行的實驗卻是科學教育學的真正開端——它既能改進教育方法，又能改變學生自身。然而，由於它源自對智障兒童的治療手段，故未能引起教育界的重視。
真正的智障兒童教育體係的完善，要歸功於塞根——他先從教後行醫。
他以伊塔的經驗為起點，在長達十年的治療智障兒童——這些兒童是從精神病院接來，被集中到巴黎的皮嘉爾路（RuePigalle）小學的——的過程中，修正並完善了伊塔的方法。這個方法首次刊登在1846年出版於巴黎的一本長達600多頁的著作《智障兒童的治療、保健與教育》（TraitementMoral，HygieneetEducationdesIdiots）中。
後來，塞根移居美國，創立了許多智障兒童教育機構，並在積累了20年的實踐經驗之後，於1866年在紐約出版了該書的第二版，並將其更名為《智力缺陷及其生理學療法》（IdiocyandItsTreatmentbythePhysiological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