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羅伯特·K.莫頓在1968年根據這個故事提出了“馬太效應”這個概念。他認為，從名利與聲望角度而言，有一個頗為有趣的社會現象，那就是“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後來，人們將“馬太效應”概念運用到了風險投資（產品創新）、經濟（財富）以及教育（學習能力）等領域，用來表示“貧富之間”差距越來越大的現象。關於這些概念，可以從維基百科上得到更詳細的闡述。但是我認為，那些運用此概念的人們誤解了說故事的人——耶穌的意圖。
耶穌是用這個故事來解釋潛在動機的重要性。約翰·奧伯格在其著作《行在水麵上》的第2章“不願踏出船身的成長代價”中，為這個故事做出了解釋：
在這個比喻裏，有兩個變因。第一，恩賜的多寡不同。一個得到五千，另一個兩千，第三個一千。從這些細節裏，我認為耶穌隻是純粹地反映出我們實際經曆的生活。有些人的恩賜，受到萬眾矚目，為世人羨慕；有些人的恩賜則沉寂無聲，毫不起眼。
除此之外，關鍵的變因在於每個仆人如何管理運用所領受的恩賜。故事設置了三個仆人的角色，耶穌希望我們清清楚楚地明白，關鍵不在於外在恩賜的大小。即使第一個仆人得到的恩賜遠比第二個仆人多，但是主人對待他們的態度與說話的內容並無兩樣。我們領受的是五千、兩千，還是一千，並不重要。
我們無須拿自己的恩賜與其他人比較。比較的話，如果自己擁有更多，會帶來驕傲與優越感；如果擁有得少，便覺得悲慘痛苦，甚至會輕視上帝賞賜給我們的珍寶，把它埋藏起來。
你是否曾經拿自己的天賦和他人盲目相比——比如外表、聰明才智、人際關係、成就、精力或是天生的氣質？
對於自己蒙受的恩賜，我們需要辨識、耕耘、投資、珍惜，並且樂在其中。恩賜的上帝很有智慧，他在創造每個人時，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你的存在，他滿心歡喜。你我實踐人生使命的一切所需，他都已經賜給我們。
在一天結束的時候，上帝不會問你為什麼沒有管理好別人的生活，或是否投資於別人的恩賜。他不會問：就你所沒有擁有的，你做了什麼？他會問：就你所擁有的，你做了什麼？對於上帝給予你的恩賜，和他人“比較”不足以成為你浪費恩賜的借口。
當算賬的主人來到第三個仆人麵前，仆人自圓其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我就害怕，才把你的一千兩銀子埋藏在地裏。”害怕導致人們將上帝賜給他們的珍寶埋藏起來。害怕不足以成為你浪費恩賜的借口……
這是個有關潛力未被發揮、恩賜原封不動的悲劇。另外，我們大多數人踏出船身的最大阻礙，是安逸舒適。安逸舒適常會阻礙我們成長。
資源分配的多寡不是問題，心態是否豐盈才是關鍵。因此，不去使用我們的天賦的理由包括攀比、恐懼和舒適。對於那些手握豐富資源的人來說，獲得成功的最大阻礙來自於他們想囤積資源，不願意與他人共享；對於懷著難民心態的人來說，內心的恐懼是他們的最大挑戰。
社會該如何平衡馬太效應帶來的發展不均衡問題？在教育領域，發生過這樣的真實故事。
俞久平教授是我在MIT讀書時的朋友兼導師。他16歲進入MIT，一路綠燈高歌猛進地獲取了博士學位，成為海洋工程學院一顆冉冉升起的學術明星。在我離開MIT不久，他高升為MIT海洋工程學院的教務長。當時，“將網上教材變為利潤”這一觀點正甚囂塵上。作為世界頂尖的學校和科技學院，MIT義不容辭地站在了這一領域的前沿，研討如何讓全世界有需要的學生接觸到MIT的優秀課程資源。俞教授卻堅定不移地認為：知識應該是免費的，那些有幸發現這些知識的人，不應該用它們謀求私利，而是應該在發現的同時就與他人免費共享，這樣人類才能夠攜手創造更好的明天。
經過一輪輪的辯論，名校公開課OCW（www.ocw.mit.edu）正式誕生了。MIT是該領域的先行者，率先打破了以往象牙塔內的知識不往外傳的傳統。在2002年，MIT將本校部分受歡迎的經典課程視頻上傳網絡供人免費學習。10年來，MIT超過2100門課程都已被傳上網絡。一個更讓人激動的消息是這些課程被世界各地的誌願者翻譯成各種語言，其中也包括中文。美國多所高校，如哈佛、斯坦福、耶魯等也紛紛效仿，將本校最著名和最受歡迎教授的課程公布於網絡。隨後出現的TED（科技、娛樂、設計）講座，將商業、科技和藝術領域的學者集聚一堂，大家暢所欲言分享知識、見解，這些視頻也在網上免費發布，供有心人學習。在中國，“網易公開課”便提供TED講座的免費視頻。
2005年，獲得三個MIT文憑、一個哈佛文憑的博士薩爾曼·可汗受公開課的啟發，通過知名視頻網站為全世界提供免費教育視頻。至今，他掛在網絡上的課程已超過3000個主題，全部免費，主題涵蓋了從學前教育的簡單加減法到大學經濟財務課程。2011年10月份，MIT和哈佛大學宣布合作一個edX項目，為網上教育的學院提供認證。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很快也加入了這個陣營，斯坦福大學和另外15所頂尖高校則成立了coursera.org（世界名校優秀課程在線分享網站）。這樣一來，象牙塔的門就不再是一個小門縫加高門檻，而是大門開敞。
回母校參加畢業25周年聚會時，我原本計劃在俞久平教授的辦公室停留10分鍾，和他打聲招呼，但最後這10分鍾的交談延長了3個半小時。他問我現在做些什麼，我回答說，我是MIT在中國的首席麵試官，我的血脈裏仍然深深烙著MIT的印記。他接口說：“好吧，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嗎？”他毫無表情的臉顯示出他對這種職位完全沒有興趣。直到我開始跟他分享我給別人的生活帶來的改變以及遇到的那些溫暖的人和溫馨的小故事時，他的身子才開始向前傾，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俞教授說他羨慕我們夫妻能遵從自己年輕時的夢想，舉家定居北京，而他卻隻能待在後方，覺得挺愧疚，他說自己“沒做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隻是做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小實驗，完成一些日常任務”。我暗暗吞了吞口水，這樣的他實在謙遜得讓人難以置信。難道他不知道，他一手推動的OCW影響了全球數以百萬計的莘莘學子，滿足了無數求知者日益增長的求知欲嗎？但他看上去對此事並不想說太多，而是說起了自己最喜歡的曆史人物之一——特蕾莎。她並不是著名的特蕾莎修女，而是“小特蕾莎”。他仰慕她的人生哲學：有些人是上帝花園中的巨型橡樹，但是她為自己是一朵為花園添彩的小花而感到幸福和滿足。俞教授說自己人生的抱負就是成為上帝花園中的一朵不起眼的小花，為別人的生活增添一些歡樂和色彩。
我那天帶著歡欣離開他的辦公室。他這朵“小花”不但為MIT的人增添了顏色和幸福，更為世界上所有渴望通過互聯網滿足求知欲的人增光添彩。我也希望能在北京的某個角落，做一朵稱職的、為他人帶來幸福的小花。
現在，任何一個渴望獲取知識的人，隻要有一台聯網世界的電腦，便能足不出戶如願以償。在這個高新知識能自由獲取的時代，馬太效應正在被推翻。在這個尊崇設計與創新的時代，我們該用什麼領跑世界？如果在這個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當一朵小花為他人帶來或多或少的積極影響，這個世界一定能夠日益美好起來。
1.3 中國式教育的恐懼與焦慮
“虎媽”所引發的爭論
“虎媽”蔡美兒就其如何培養孩子的作品問世後，全世界媒體紛紛聚焦她的“中國式教育方法”。她的“成功”在中國也一石激起千層浪，類似“虎媽”的父母也陸續出現。
全球化使太平洋兩岸各有所長的教育理論與體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熱切關注。對中國父母而言，即便孩子長大成人，他們對其依舊有著強烈的控製欲；與之不同的是，美國父母更期望孩子們能基於自己的興趣去獨立探索和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是聽命於父母。他們希望孩子在長大成人後，不但能獨立生活，更能獨立生存，完成生理與心理的雙重斷奶。中國父母相當看重學業成績，把分數看得高於一切；美國父母強調在教育中培養孩子的興趣，孩子的自主性和創造力始終被擺在首位。
受君主製和教會影響的西方高等教育
要想真正了解西方教育體係以及現在日益興起的“中式家庭教育”，我們必須全麵審視中西方高等教育的起源，了解這種起源對中西方教育和文化根基形成的意義。目前，很多中國家長衡量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主要標準是：他們的孩子畢業的大學牌子是否響亮。
西方大學成立的初衷是為了讓懷有不同目標的人都能獲得知識。高校的建立與君主立憲製以及教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從詞根學的角度去分析“university”這個詞會發現，該詞是由unity和diversity合成的，就是說各類群體都能在這裏追求知識和真理。下麵列舉一些世界知名高校的校訓，從中能看出宗教基礎在西方高校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牛津大學（建立於1096年）：上主是我的亮光（出自《聖經·詩篇》第27篇）
劍橋大學（建立於1209年）：此地乃啟蒙之所和智識之源
哈佛大學（建立於1636年）：真理
耶魯大學（建立於1701年）：光明和真理
布朗大學（建立於1764年）：我們相信上帝
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立於1740年）：毫無特性的學習將一事無成
普林斯頓大學（建立於1746年）：她因上帝的力量而繁榮
哥倫比亞大學（建立於1754年）：在上帝的神靈中我們尋求知識
達特茅斯學院（建立於1769年）：廣漠大地上（對知識）的呼喚（出自《聖經·以賽亞書》）
由上可見，西方高等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對創造物和造物主更好地了解，對知識和真理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啟迪思維。
從科舉製到受西方影響的中國高等教育
在中國古代，富裕的家庭會為孩子聘請私塾先生傳道授業解惑，家境貧困的孩子隻能依靠自學。中國的科舉製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考試內容基本是儒家經義，以“四書”文句為題，能在考試中脫穎而出的學子有機會加官晉爵。不言而喻的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中榜之人的整個家族也能隨之食官俸、享皇祿，徹底改變命運。著名元曲《琵琶記》中的詩句“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形象貼切地描述了這種“學而優則仕”的情形。那時的教育被賦予了太多沉重且現實的意味，而不是單純地追尋真理與獲取知識。考試能造就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是聞達於朝堂，還是勞作於荒原；是遍享榮華，還是終生被奴役。而當一名貧寒學子通過科舉飛黃騰達後，他也有義務去幫助家族成員擺脫農業社會裏的田間勞作。因為，如果沒有整個家族的鼎力幫助，他如何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換句話說，他是整個家族下的賭注，贏來的是一個改變整個家族命運的機會。
現代的部分中國大學和醫學體係是西方傳教士在晚清時建立的，其中大部分傳教士都來自英國和美國的頂尖高校。因為他們並不曾接受過係統的神學院訓練，這批傳教士也被稱之為“學生誌願者”。來自美國的兩萬多名誌願者，有超過三分之一來到中國從事他們最為擅長的行業：建立學校和醫院。在這群誌願者中，“劍橋七傑”尤為引人注目。他們放棄了在英國的似錦前程，揚帆遠航來到了中國，此舉在當時的英國社會引發一片嘩然。
國內一些大學同西方教育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是1898年在戊戌維新運動中由當時的清政府建立的，擔任大學堂西學總教習的是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清華大學的創立與一群來華的美國傳教士息息相關。極不平等的《辛醜條約》簽訂後，這群傳教士專門返回華盛頓去美國國會遊說，終於從清朝政府向美國賠償的3000萬美元中，爭取到部分款項建立了清華大學，作為對被搜刮的中國人民的補償。這筆建校經費由長老會進行統一管理，清華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唐國安便是耶魯大學畢業生，他同時也在中國創建了基督教青年會。同樣，複旦大學（從字麵理解，複旦即“日複一日天堂破曉”）創辦者馬相伯也是中國第一位耶穌會牧師。可以說，很多中國頂尖大學的創辦都與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中國人對高等教育焦慮的根源
由於文化的差異以及對教育的不同期望，中美對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中國，對有的高中生尤其是落後地區的學生來說，高考中的10分可以決定他是繼續過著和父輩一樣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還是成為未來在都市寫字樓裏工作的白領。因而，在中國人的意識形態裏，教育不可避免地被賦予了“救贖”的色彩——受教育是擺脫艱辛生活的唯一出路，父母後半生吃苦是不重視子女教育而遭受的報應。在很多中國父母的眼中，孩子的學習成績是對其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最直接反饋。在這種潛意識的驅動下，父母就不可避免被籠罩在恐懼和焦慮之中：對失敗的恐懼，對自己是否是合格父母的焦慮。這種恐懼和焦慮就如同“莫比烏斯怪圈”一般永無止境。
兩國人在教育心態上的差異，主要根源於資源分配的不同。在美國，地廣人稀，機遇眾多。教育的最大意義在於盡量發揮造物主賦予每個人的潛能與天賦來服務、充實社會。而在中國，人才濟濟，機遇難求，金字塔尖1%的人掌握了社會絕大多數資源，個人或父母的身份和地位是決定社會資源分配的基石。教育係統像是一個漏鬥，追求的不是人人受教育的權利，而是為這個社會篩分等級，篩分的工具是冷冰冰的考試分數線。對於廣大出身於金字塔基層的中國學子而言，分數的確決定命運。同樣，社會也傾向於以考試成績這種外在尺碼來評價一個人，而忽略每個人獨特的魅力與內在價值。如此一來，中國父母對教育的恐懼與焦慮就可以理解了。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了，人們的生活逐漸富足。然而，許多人的心態依舊停留在過去那個物資極度匱乏的時代，總是感覺危機重重，在家庭教育中也是如此，他們的心態並沒有隨著生活的富足而豐盈起來。更為火上澆油的是中國執行至今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大多數家庭都隻有一個孩子，他們自然成為每個家庭的中心，一旦孩子從升學考試中敗下陣來，整個家庭都感覺顏麵大失。
戰勝焦慮的法寶
作為一個成長在華人家庭，後來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我覺得自己是兩種教育風格的受益者，我的孩子們也是。中國父母從骨子裏認為，隻有那些經過不懈追求得來的東西才值得被珍視，無論是達成某個目標還是習得某項技能。他們同樣也知道勤能補拙。中國父母需要克服自身的恐懼與焦慮，讓自己更有耐心，心態更加豐盈。美國父母也並不是完美的，他們在保護孩子的創造力和好奇心時，需要激勵孩子克服反複練習的枯燥與厭倦，堅持學習。
通過思考中美家庭教育的種種現象，低下頭審視作為父母的隱蔽、複雜的內心：為何我們如此迫切期望孩子獲得成功？當我們尋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敢於正視自己內心中關於“怎樣做才是好父母”的恐懼與焦慮時，我們就能摒棄外在的影響，最終將“孩子的興趣愛好”作為家庭教育的宗旨。那時，我們就能融合中西文化的精華，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