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亞裔學生學業成功背後的代價
隨著“虎媽”蔡美兒的《虎媽戰歌》在美國出版，她的中國式教育以其“強度”和“成就巨大”引發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注，中西方教育方式的差異又一次引發了人們的熱烈討論。表麵看來，誰不想培養出一個14歲就能實現母親的夢想——在紐約卡耐基音樂廳演奏的孩子？但問題恰恰出在這裏：這是誰的夢想？這又是誰的人生？
我們做父母的都曾有過機會去實現自己的夢想，無論結果如何，機會隻有一次，我們已經用掉了。而通過孩子來實現自己未曾實現的夢想，這對孩子是不公平的。他們是如此弱小，又是如此信任我們，需要我們用極大的愛意和耐心教會他們了解自己的夢想何在。
心理學家認為，感覺自己可愛是兒童健康成長的核心。對於毫無經驗的兒童而言，那種看重表現的、有條件的愛，不但毒害他們的心靈，還不斷吸吮他們生命的活力。那些個性強的孩子會極力反抗，而那些天性順從的孩子隻能按下心中的不快，去滿足父母和他人的期望，實現他人代為設計的人生。於是，他們變得鬱鬱寡歡或感到迷失，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和生命的意義，他們永遠都會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完美。
盡管如此，更多的孩子卻是默默地忍受著。他們不敢說出自己的感受，因為那樣做就好像冒犯了自己的父母，背叛了父母的養育之恩和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的付出。這些孩子外表看來是如此成功，而內心深處卻可能早已心灰意冷，抑鬱和自殺的念頭常常折磨著他們。
基於對成功的不同理解和定義，有些人會認為獲得美國常青藤聯盟大學的學位、獲得高收入的工作或者顯赫的身份就是成功；而另一些人則認為，獲得個人的幸福感、滿足感、有良好的自我調節能力、精神健康、社會關係良好才算作成功。
蘇珊·宋是“亞裔美國人社會參與促進會”（Asian American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的醫學主任和青少年心理醫師，她曾分別就讀於哈佛大學醫學院、斯坦福大學醫學院以及加州大學兒童心理創傷研究所。她指出，盡管“虎媽”的觀念——通過在某些事情上的卓越表現而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是正確的，然而通過情感虐待和刻薄的言語，隻能背離她的初衷。一個在經常受到情感傷害的環境裏長大的兒童，成人後很可能會出現人格障礙。據蘇珊·宋透露，她在診所裏曾接待過許多亞裔青少年，其中一些孩子在學業上非常出色，卻存在著自殺傾向。一些研究顯示，許多亞裔青少年都特別容易受到抑鬱症的困擾。他們成績優秀，還不斷地參加各種各樣的課外班，但在發展自我認知和自尊時常常陷入困境。在考慮可能的未來時，他們思路僵化——要麼成為一個出身於哈佛的律師，要麼失敗落魄地奔赴“黃泉”。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們往往病態地抵製外人（非家庭成員）給予的幫助，他們的父母不讓孩子去看專業的心理醫師，想將所有的問題都保持在家庭範圍內。
許多研究還顯示，盡管取得了高水平的學業成績，亞裔美國學生的心理調節能力卻很糟糕。父母對學業成績的過分關注會造成年輕人的抑鬱和焦慮，父母對情緒健康的漠不關心，也顯著地與他們孩子的抑鬱相關聯。這裏再提供一些亞裔美國人的自殺數據：
15～24歲的亞裔美國女性是所有種族中自殺率最高的。
據報道，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間，美國康奈爾大學共有21個學生自殺，其中亞裔美國學生13人，其比例高達61.9%。
1964年至2000年，MIT是亞裔學生比例較高的大學，其本科生的自殺人數是同期美國校園平均自殺人數的3倍，比例是每10萬人21.2人對每10萬人7.5人，此期間美國的平均自殺比例是每10萬人11.7人。
蘇珊·宋指出，許多人認為亞洲人是安靜而努力地工作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心理疾患。大量的青年人承受著嚴重的抑鬱和自殺念頭的折磨，他們感到自己毫無價值，沒有能力處理好生活的壓力、現實問題或者人際關係，而這些都直接與他們的父母以學業成功作為愛他們的前提條件有關。父母隻有幫助孩子培養自我認知的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幫他們建立起堅韌的品格，並以此作為追求學業和事業成功的基礎，才能使孩子成長為一個在人生與事業上都獲得成功的成年人，而這一切與人種無關。
2011年1月20日，美國《時代周刊》刊登了安妮·墨菲·保羅（Annie Murphy Paul）的文章，她引用了哈沃德（B.Howard）在《一個軟弱的民族》（A Nation Of Wimps）一書中的觀點，以支持“虎媽”的育兒方式。她認為，這種教養方式有助於增進孩子的自我掌控體驗，從而培養自信、樂觀、果斷等健康的心理素質。
可是，書中所說的“自我掌控的體驗”與“虎媽”所倡導的方法存在著巨大的不同。自我掌控的體驗應該源於孩子自己，而非他們的父母。當絲毫不給孩子空間讓其去做選擇時，孩子不可能有自我掌控的體驗。孩子需要學會自己進行選擇，無論他們是選擇克服心中的恐懼迎接挑戰，還是選擇接受失敗並從失敗中汲取教訓，隻有這些選擇是他們自己做出的，才能真正產生自信和自我掌控的感覺。當他們隻會俯首帖耳、聽命他人時，所能感受到的往往是無望和失落。每個孩子都需要一個過程去尋找自己，去發現自己的渴望與動機，並把這些內化為人格的力量。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但卻是必需的，而“虎媽”恰於此處抄了近道。
瑪德琳·萊文曾在其令人信服的著作《特權的代價》一書中，討論了自我的概念，以及為什麼自我對於一個成人的健康發展是如此重要。她在書中指出：
孩子需要逐漸變得獨立，有能力調動自己內在的力量作為前進的動力。發展良好的自我感覺對一個人至關重要，因為當不可避免地缺少外界支持時，自我感覺不僅是讓心靈寧靜的港灣，而且是指引人生道路的內在羅盤。生活從不完美，但健康良好的自我感覺可以讓生活變得有趣、美滿和可以管理。在鼓勵孩子完成從依賴成人到依靠自己的轉變時，如果家長態度猶豫，孩子的自我發展往往會陷入困境。幹預自我感覺的發展過程是危險的，父母對學業成績的過分追求，會擠壓孩子內心對尋求自我管理的努力。當成年人逼迫孩子成為一個擅長於社交、精於競爭、注重表現的完美“自我”時，孩子很難成為一個充滿自信感的人。這種逼迫可能會鞭策一些孩子達到更高的水平，但更為重要的是，它令大多數孩子依賴成性、情緒壓抑、感到自己是殘缺不全的。
瑪德琳·萊文強調指出，父母常常逼迫孩子表現卓越，但他們卻恰恰忽視了培養傑出孩子的過程。“傑出”並不等同於學業成績優秀、獲得各種獎杯、地位尊貴或者受到他人的認同，盡管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它們本身與一個人的心理是否健康沒有關係。從一個心理學家的角度看，傑出的孩子是那些自信、博愛、正直以及富於創造性的孩子。理解了什麼是健康的自我感覺，意味著我們願意通過表麵現象，用多種尺度來評價孩子是否取得了進步——他們是否感到有力量；他們是否有掌控自己命運的感覺；他們能否與他人建立持久、深摯的友誼；他們是否有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他們是否珍惜和接納自己；他們是否知道如何照顧自己……這些至關重要的品質是孩子們健康成長所必需的。
瑪德琳·萊文還指出，“自我效能感”對青少年的成長相當重要。自我效能感不同於自尊，是指相信自己能夠對周邊的世界產生影響。當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很高時，他會發現很容易按自己的意願行事，從而產生一種個人的控製感。孩子越是明顯感到可以有效地實施控製，他便越能有效率地采取行動，而父母的焦慮心情、過分保護、過分關心、過分幹預都會導致孩子自我效能感和自治能力的喪失。
自我效能感在孩子青春期時變得極其重要，因為這時的孩子開始麵對許多成年人的問題，比如友誼、戀愛、誌趣、獨立等。青春期少年日益需要在健康的或者有害的行為活動中做出選擇，能否成功地處理這些問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兒時所養成的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些感到無法擁有自己生活的孩子，那些情感、思想和行動過多地受到外界幹預的孩子，他們都容易受到他人的操控。
專製的父母容易采取軍事化的管理方式，他們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下級，父母發號施令，孩子遵命照辦，如此而已。這種方法通常在孩子青春期時導致嚴重的問題，孩子要麼激烈地反抗，要麼心理壓抑直至崩潰。這樣的孩子通常缺乏自尊感和社交技巧，並且患抑鬱症的風險很高。
克裏斯蒂娜·盧對於“虎媽”蔡美兒中國式育兒方式的評價，得到了最為熱烈的回應，她的故事為那些用專製方式教育孩子的父母敲響了警鍾。她曾在網絡上這樣敘述：
我曾嫉妒地宣稱，我的大姐“令所有亞裔父母的夢想成真”。她一直成績優異，五年級時還跳了級。她的SAT考了滿分，又是校遊泳隊的主力，並能彈一手好鋼琴，還是學生幹部，於是被哈佛大學提早錄取（各高校為了爭取最優秀的學生們會提早錄取部分申請者）。在重返哈佛大學讀MBA之前，她在波士頓顧問集團獲得了駐香港的職位。她拿著6位數的薪金，同一個博士談婚論嫁，置辦了家產，結了婚……
婚後一個月，她自殺了，年僅30歲。在暗暗忍受了兩年抑鬱症的折磨後，她給汽車排氣口接上塑料管，塞進了車窗，她坐了下來，致命的一氧化碳在車庫裏彌漫，那是她在舊金山的新家，她死在了那裏。下班回家的丈夫發現了她，儀表盤上貼著一張便箋，上麵是她的遺言，她道了歉，並說愛每一個人。
對於每一個中國式家教法所創造的奇跡，我們要耐心等待後續章節的展開。當某些專製的父母談論他們的方法是如何成功時，我們要拭目以待，看這種成功能持續多久。
每個孩子都是一顆寶貴的種子，它將要長成一棵什麼樣的樹，我們有時並不知道。目前我們的教育風氣是，隻允許果園裏麵長蘋果樹，而且要求園丁們（教師和父母）挑選最高的蘋果樹，然後淘汰所有不夠高的樹苗，狠心地把它們砍掉了。最後，大家又開始抱怨：為什麼果園裏結不出其他水果？
一粒種子是有無限潛能的，但是它的成長需要良好的土壤、陽光、水，還有用心的耕耘和施肥。如果土壤太剛硬，壓力太大，園丁再怎麼期待也難以讓種子發芽結果。目前我們的大環境是“有毒”的——它是一個高壓力、低肯定、高批評的環境，是高緊張和高恐懼的環境。作為園丁，教育者需要為這種風氣“解毒”，保護好種子，為它保留一塊能提供足夠營養的土壤。
1.5 教育也應實行開放政策
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後，不僅全世界的商品如潮水般湧入中國，相伴而來的還有人員、服務、貨幣和信息的交流。在全球化成為潮流之際，中國恰逢其時地融入了國際世界。
隨著信息時代的推進，信息爆炸波及了每一個領域。幾十年前我上學的時候，如今的許多行當還不存在，更談不上為它們做準備了。社會變革的速度在加快，並且毫無減緩的跡象：似乎你剛剛掌握某項技術，新的發展就讓它過時了。我初用電腦時的記憶紙帶，還有老式錄像帶如今全無用武之地了。
人們作為消費者，不僅消費商品和服務，如今也消費知識。人們的選擇也不再被某個區域或某種特定的語言所局限，他們可以麵向全世界，因為信息已在互聯網上自由地流動。從詞語、公式到圖片、錄像，所有的一切都能從電腦或手機上獲得。知識如今已變成了一種廉價且隨處可得的物品。
獲取知識和信息曾被視為統治階級的特權，因為隻有他們才能承擔聘請教師的費用。而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教育以及知識的獲得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像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MIT這樣頂尖的大學，都逐漸將自己的課程放到互聯網上，這樣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網絡，聆聽世界各個領域頂級大師的講課。互聯網能讓世界偏遠地區的孩子免費學到可汗學院（薩爾曼·可汗在美國建立的免費網絡課程，目前正在被翻譯成中文）所提供的中學和小學知識。曾經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之門如今門戶大開，在日益開放和競爭激烈的全球教育市場中，高等院校在拚命地重塑自我，想方設法吸引優秀的學生。因為誰贏得了這場人才的競爭，誰就將贏得未來的世界。
教育帶來的歸屬感
教育由兩個階段組成：基礎教育使人們獲得一係列的基礎知識，為將來進一步的深造打下基礎；高等教育從大學開始，涉及更高的層次，諸如專業基礎的學習，為步入專業領域做準備，並形成重要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形成自我認知，建立牢固的友誼。
作為MIT的麵試官，我和先生會定期在暑假與那些在MIT留學的中國學生會麵，了解他們在那裏的學習情況。在一次與從本科開始就在MIT就讀的研究生的會麵中，我們曾詢問他們，覺得自己與那些在國內讀完本科之後去MIT就讀研究生的中國學生有何不同。他們用流利的英語告訴我們，本科階段是形成核心自我認知的關鍵期，他們的價值觀、世界觀、緊密的友誼都在這個階段形成。因此，他們覺得自己在內心已美國化了，而那些畢業於北大、清華的同齡人則保有中國本色。
我自己的經曆也印證了這一點。每一次與MIT的校友相遇時，我們都有共同的語言、彼此相關的經曆和相對一致的價值觀。這些都源於我們曾在一個富有傳統、充滿名人事跡的校園裏度過了一段有意義的歲月。例如，MIT有“黑客”傳統，而一旦有人提起這個話題，就會引發各式討論或分析，並評價那些最新的“黑客”方法。MIT還有傳統的新生迎接方式，比如在第一次參加物理考試的前夜，高年級學生都會把新生拉到噴頭下淋濕。正是這些傳統和經驗將我們聯係在一起，給了我們歸屬感和“內部語言”。我知道其他的美國著名大學也有各自的傳統和經驗。許多功業卓著、令人仰慕的著名校友，他們所開辟的道路激勵著後輩校友不斷地繼往開來。
盡管知識變得商品化了，但是人類的歸屬感卻不能被程式化和商品化，為了滿足這一基本的需求，人們必須同世界觀相似、誌趣相投的人組成社團。雖然在滿足人們歸屬感方麵，家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但學校往往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需要學生住校的學校。當知識日益變得商品化後，團體（包括學校或者一個學科係甚至更具體的社團等）演變成為特殊的教育者或教育機構，它們作為知識的守護者，引導後來者進入知識的殿堂。
在美國，有一種現象很好地說明了這種趨勢——品牌的“族化”（Tribalization）。比如，我是一個狂熱的“蘋果迷”，堅持使用所有蘋果公司的產品，並且我為自己成為“蘋果族”感到驕傲。“蘋果族”中有人從上世紀80年代上大學時，就開始用蘋果的第一代Lisa電腦，其後便一直使用蘋果電腦。其他也許還有“百度族”“新浪族”“清華族”等。當我們聲稱自己是某個族的一員時，我們便認同了那一族的基本價值觀和體驗，無論是它的審美、做事原則還是其他一個特別“酷”的理念。這些“族”正變得全球化，我們可獲得的教育資源也是如此。教育者在談論他們的學校時，越來越像在談論某個品牌，如同在談論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一樣。
在麵臨如此眾多的教育形式時，我們如何著手進行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