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隻要不解決導致權力濫用的製度症結，那麼上訪就會源源不斷產生，而上訪行為必然影響地方官員的“政績”，因而必然會受到地方公權力不擇手段的堵截和打壓，結果不僅不能解決上訪所糾結的問題本身，而且將產生一係列亂象，甚或匪夷所思的產業鏈。
法律再怎麼修改也隻是在琢磨如何更有效地應對訪民、如何“規範”上訪、如何界定“終結”、“越級”、“非正常上訪”這些站在管理者立場上的法律概念。至於如何切實有效地解決訪民的問題，卻隻能說些“便民”、“利民”的空話，和顏悅色、倒茶送水等安撫措施不能夠解決實質問題。新條例施行數年，上訪數量和激烈程度不降反升便足以表明，把希望寄托在製定更新更好的法上，一開始就把“寶”押錯了地方。即便以後再升級為《信訪法》，法律條文規定得更完善、更先進，一定還是重蹈《信訪條例》的覆轍。退一步說，即便要製定一部《信訪法》，其所要考慮的重點也絕不是統一的信訪程序、“合法”上訪的邊界或“終結”信訪的步驟，而恰恰是如何統一保障訪民受憲法保護的基本人身和言論自由。
張千帆認為，隻有讓人民行使自己的權利，通過真實和規範的選舉讓地方官員對自己負責，才能讓絕大多數地方問題在地方得到化解，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上訪”的需要。
當然，在目前自上而下的官治出現一些問題、自下而上的民治一時難以建立的情況下，信訪不失為政府了解民情並解決部分社會矛盾的一個渠道，完善信訪製度確實也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要實現這個目標，與其盼望中央製定更完善的信訪立法，不如期待地方製度創新。近年來，遼寧沈陽和江蘇淮安等地的信訪製度創新都是在現有法規框架下進行的。譬如沈陽對“終結信訪事項”采取公開評議的“答辯”方式，邀請訪民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專家學者一起參加；淮安則采取陽光信訪和權力下放模式，力求地方問題當地解決，而這些改革舉措都與現行信訪立法並行不悖。
事實上，由於各地情況和需要都不同，信訪製度的具體設計沒有必要全國統一，各地盡可以為自己量身定做最有效解決當地問題的信訪程序。如果苛求中央規定統一的信訪程序，那麼難免會束縛某些地方銳意進取的手腳，而另一些地方則將依舊無動於衷、無所作為，甚至變本加厲地限製和自己“過不去”的訪民。
（吳強）
傳統節日的基礎是信仰
新近一期的《環球人文地理》刊載了葛劍雄的文章，認為信仰乃傳統節日之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聖誕節等一些外國節日在中國日漸流行。與此同時，中國的傳統節日越來越不受重視，雖有政府大力維持，民間有識之士大聲疾呼，但似乎難挽狂瀾，有些洋節大有取代傳統節日之勢。
為什麼許多國家的現代化程度遠高於中國，但傳統節日卻能長盛不衰，而中國的大多數傳統節日卻名存實亡，年輕一代對此越來越冷漠？
葛劍雄認為，根本原因還在於這些節日失去了信仰的支撐。節日無非有幾種類型：宗教或信仰性的、政治性的、世俗性或物質性的。盡管各種節慶的方式大同小異，但因其基礎不同，流行的範圍與延續的時間也迥然相異。政治性的節日最脆弱，因為一旦政治標準改變或政權更迭，相應的節日也會被取消，甚至會成為新的禁忌。世俗性或物質性的節日，依托於一定的群體與自然條件形成的社會和人文地理環境，這些條件一旦改變，節日也不易維持，或者不得不改變其形式和內容，以至逐漸消亡。唯有宗教或信仰性的節日最為穩定，隻要這種宗教或信仰還存在，隻要有信眾，那麼萬變不離其宗，無論形式發生什麼變化，核心內容都不會改變。
一些國家還在流行並擴張的節日，大多屬宗教或信仰類，而中國的傳統節日，或者本來就不具宗教或信仰性，或者已失去了宗教或信仰的基礎。
中國的傳統節日——農曆新年，是一個集政治、信仰、世俗與物質為一體的節日，自然最重要，也能成為全民的節日。中國曆來重視紀年，新年是一年的開始，新年的慶祝是對除舊布新、國泰民安、國運昌隆的祈求。古時，每到新年都要舉行一係列重要活動，如元旦大朝會，各地上報戶口、收成、治安等政績，祭天、祭太廟等。新皇帝繼位後，一般也要到第一年新年才改年號，節前，中央到地方各級衙門要封印、封門，停止辦公，節後才開封上班。新年也是財政年度的開始，或者財政以新年為統計標準。民間最重要的是祭祖，附帶還要祭祀各種信仰的神靈，如灶神等。其次才是合家團聚，物質享受和娛樂活動。那時，遊子急於在除夕前趕回故鄉，最緊要的原因是要祭祖。不得已在外過年的人，也必須遙祭祖先。
中華民國廢舊曆，傳統新年改稱“春節”。中華人民共和國延用公曆，春節的政治性已不複存在，國家要隆重慶祝的當然是1月1日元旦，而不是以農曆計算的正月初一。繼續將正月初一稱為“過大年”，意味著元旦隻是“小年”，隻能是民間的自我安慰，也是對元旦的政治地位的實際挑戰。辛亥革命以來，主流思想否定了民間傳統，1949年以後的一些政治運動將祭祖一類列為封建迷信，祭祖之類成為每次移風易俗或革命造反的對象，一度蕩然無存，剩下的隻是家人團聚和吃喝玩樂。而隨著生活的改善，平時都能吃喝玩樂，過年已沒有什麼吸引力。一旦外出務工者在城市定居，加上信息運輸的發達和高速交通的普及，合家團聚也將失去魅力。
日本和韓國古代都采用中國的農曆，新年也曾是最重大的節日。日本在改用公曆後幹脆將“舊曆年”的活動全部搬到公曆年，時間變了，內容卻完全沒有變。皇室與政府同樣舉行各種典禮與活動，神廟僧人也保留全部儀式，民間同樣除塵迎新，吃團年飯，午夜去神社祈福，因此並沒有失去其重要性。韓國的“舊曆年”失去了政治性，但民間的信仰不變，祭祖依然是頭等大事。有些節慶，看似僅有世俗性或物質性，但隻有在與信仰結合時方能持續。如端午節，不少地方有掛菖蒲、薰艾草、塗雄黃等習俗。如果隻認為是物質需求，那麼在醫學發達、環境衛生改善、居住條件優越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廢棄。如果將這些看成是人類向自然祈求庇佑，與諸神和諧共處，則任何藥物，再清潔衛生的環境也無法替代。
因此，葛劍雄認為，傳承中國傳統節日最根本的保證是將節日與信仰結合起來，以信仰為基礎。問題是傳統的信仰已不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鬼神嚇唬不了無神論者，唯物論者對心靈的祈求也會無動於衷。這就需要尋求新的信仰，也需要將傳統文化中還有積極意義的信仰賦予新的內容，給予新的解釋，使之發揚光大。還要鼓勵宗教與民間信仰中對社會有積極作用的活動，允許其中無害的活動，這樣才能延續一部分傳統節日，創造新的有生命力的節日。
對於今天的確已經無法延續的節日，可以將其作為一種文化遺產保存和記錄，作為一種曆史記憶，也可以對其適度開發和利用，使之成為民俗展示和旅遊活動。
（唐山）
全球風險社會與數字傳播安全
2014年4月，《歐洲政治與政策》雜誌就數字化傳播的隱私及監控問題，采訪了烏爾裏希·貝克，後者就此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與網絡和數字自由有關的風險，在今天究竟有多重要？
貝克認為，數字自由風險是我們在現代社會所麵對的最為重要的風險之一，且借助階級這一範疇，或與民族國家有關的範疇，我們其實還無法理解此一風險，因為它所造成的不平等、階序和帝國主義結構，都是無法從階級角度得到理解的。比如，當我們考慮全球數字帝國的風險時，“帝國”可以告訴我們什麼卷入其中，但這個說法同時也未必能夠與此類風險的曆史特殊性相契合，這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哪個帝國所有個體的生命是全然透明且可被監控的——監控水平可以跨越社會和地理單元，這樣的事情亙古未有，數字時代的全新可能使其成為全球議題。
這其中的問題之一，就是它是自由的一種風險：言論自由、隱私權。另一方麵，我們似乎並沒有覺得我們的自由遭到了侵犯：身體上的強製是沒有的；我們甚至還抱有這樣的幻想，即技術上的進步即可幫我們解決問題。貝克認為，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生活在全球監控國家之中，但等到我們發現這一點的時候，可能為時已晚。另一方麵，斯諾登事件告訴我們，數字帝國雖有潛力在任何地點對任何人實施監控，但隻要有人敢於出來將真相公之於眾，這個帝國也就不是堅不可摧的。這也就是風險和世界風險社會的重要之處：風險社會不是關於災難的，而是關於對災難的預期。而對於災難的預期就意味著存在希望，隻要人們能夠積極起來，參與到對於此類威脅的抵製之中。因此一方麵，現代性的成功，使得我們正在製造出難以想象的災難潛流；另一方麵，它也能夠激起成為希望原則的行動和反應。
但是此一災難前景，既可以被解釋為是對個人自由的監控，又可以被解釋為對於所謂“恐怖主義”的反應，那麼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何在呢？
關於“恐怖主義”，貝克援引了美國的例子：美國國會曾質詢國家安全局代表，後者說在處理恐怖主義的時候，他們遇到了諸多狀況，即他們需要在幹草堆裏找到一根人人皆知的針，為了提高效率，他們決定將整個幹草堆都帶回去，這樣，他們就有很多機會找到這根針了！貝克認為，此一決定具有革命性，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運用了數字時代呈現出來的一切技術可能性，這不僅包括國家機構，還包括能夠搜集數據的公司。這就創造出某種全麵監控狀態，在其中，個人無需為其行為負責。由此，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內部決定就侵蝕了美國憲法所提供的基本自由和隱私權，但它辯稱，這些權利基本隻是美國人才能享有的，世界上其他地方受此影響的人們，是不享有同樣權利的。貝克認為，這樣一種思路，正構成了對整個體係合法性的實際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