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筆記8則
研究與批評
土地改革不照搬西方教條
新近一期的《中國報道》刊載了溫鐵軍的文章，認為土地改革不應照搬西方教條。
溫鐵軍認為，當前社會上普遍很關注“三農”，但其中有不少人把西方的理論邏輯套用於國情不同的本土問題。學術界主流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流轉市場化必然導致農業規模經營”的思想，得到了不少呼應，除了利益集團背景之外，部分原因是其在理論邏輯上確實相對完整。但把這種理論邏輯直接套用在發展中國家的“三農”問題上，則顯然缺乏經驗依據。反而是幾乎所有人口過億的大型發展中國家，在采行西方製度之後，普遍受製於耕者無其田和城市貧民窟化困境，並由此造成社會動亂。
不論是亞洲的印度、孟加拉、印尼，還是美洲的墨西哥、巴西，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麵臨的共同困境，都是在工業化進程中無法獲得外部積累和向外部轉移成本，隻能從內部主要是“三農”獲得資本原始積累，隻能在內部消化製度成本。處在這種困境中，如果任由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那麼其結果非但不是快速、低成本地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反而是一方麵農村凋敝，小農破產，無地則反；另一方麵，失地農民大批湧進城市而難以就業——實現城市化的同時發生貧民窟化。
最典型的如印度。其與中國同屬全球較大發展中國家，耕地占比多於中國，農業自然條件也優於中國。但是，土地私有化和市場化的自由流轉給印度帶來的：一方麵是在地主和種植園主土地所有製條件下有三分之一農民沒有土地，淪為赤貧；另一方麵出現了農村遊擊隊和城市貧民窟。墨西哥與巴西也出現類似情況。
因照搬“私有化+市場化”教條而失敗的經驗比比皆是，但不少國內學者卻依然對其深信不疑。
二戰之後，在東亞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是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地區。原因除了適逢戰後黃金年代和因冷戰需要而得到美國的扶持之外，恰恰在於沒有簡單化地照搬“私有化+市場化”的教條，而是得益於長期堅持所謂“日韓台模式”——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綜合性合作社體係，依靠小農合作的力量穩定農村，政府隻許合作社雇傭資本，而堅決阻止任何形式的外部資本介入農業和涉農領域，這就有條件以合作社在涉農領域的收益來彌補弱勢小農在農業生產領域的不足。
到目前為止，中國“三農”建設實現的兩項非常重要的成就尚未被重視。一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時期始終沒有伴隨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化，全球發展中人口大國僅此一例。二是鑒於中國人地關係高度緊張，目前這種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戶占有產權的農村土地製度，主要是向農民提供了維持生存的基本保障，同時也客觀上成為中國曆次經濟危機軟著陸的基礎。
這兩項成就背後的經驗是農民的兩個自由。中國農民的生存現狀是：隻有同時靠進城務工和在鄉務農，才能維持較正常的生活水平。這同僅擁有其中一項即可維持正常生活者相比是不足，但與僅擁有一項卻又不能維持正常生活者相比，則是特殊的製度優勢。
溫鐵軍認為，目前中國農村形成的這種基本製度，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總體上符合中國國情的製度。中國的“三農”問題盡管在國內深受詬病，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較輕的。
允許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確實會使少數人獲益，然而，一方麵經營農業本來就無利可圖的小農會在地方權利與資本結盟的強勢介入下失去土地，盡管表麵被說成是自願交易，其實質還是被強勢集團所迫。另一方麵，喪失了在農村生存的根基之後，農民大部分又無法在城市立足，最終結果可能是城市貧民窟化與農村社會衝突的同步加劇，大規模社會動蕩將不可避免，其激烈程度將遠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嚴重。
我國已製定了全球最嚴格的保護耕地製度，但保護耕地不能光靠中央政府，還要發揮農民在保護耕地中的作用。如果可以自下而上地成立綜合性農民協會，可以使組織起來的農民在與地方權力和資本的博弈中擁有談判地位，才能夠有效保護自己的土地財產。
（廖述務）
中國經濟風險應如何應對？
在新近一期的《中國經濟周刊》上，李稻葵就如何應對當下的經濟風險進行了全麵分析。
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擔憂非常嚴重。在達沃斯年會上，普遍認為日本經濟會是一個亮點，而中國經濟令人擔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3年和2014年的風險報告中都把中國經濟視為一個世界經濟的風險點。
李稻葵認為，無論外界怎麼評價，我們自己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的經濟確實存在一定風險，其中最主要的風險就是地方債。
審計署2014年年初公布我國地方債水平是18萬億，GDP占比33%左右。這個數字雖然從總體上講是可以控製的，但是我們要仔細看裏麵的具體數字。有兩個數據非常重要，一是地方債裏地方政府負有連帶償還責任的債務水平，二是由地方政府擔保的債務水平。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0.88萬億，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2.67萬億，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4.34萬億元。
地方債如果局部爆發的話，會通過金融體係來影響經濟。
首先是銀行。大量的地方債都是通過借新貸款去補舊貸款，是延展型的。所以銀行相當一部分貸款事實上等於是在發債，是債務的延展。因此一旦某些地方政府短期內不能夠負債，出現了違約，那麼直接影響的就是商業銀行的貸款質量。
第二個渠道就是信托。我國2013年發放了6萬多億信托，和銀行新增貸款餘額的比重是2：3，也就是說銀行每3塊錢的新增貸款裏，就對應著2塊錢的信托。現在老百姓對於信托市場的理解可以說是一片迷茫，購買者普遍認為信托沒有風險，認為6%～7%的利率是完全可以兌現，是剛性兌付的。前段時間，工行出現的信托違約最終由政府和機構出錢買單，這件事一下子就更增強了市場對信托沒有風險的認知。
上述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從根本上講，地方政府必須找到一個新的融資方式。中國經濟當前新的增長點就是基礎建設，就是各種城鎮、各種城市的建設，而非居民消費。以香港和成都為例來比較：成都居民和香港居民，在私人住房、私人消費方麵狀況差不多，兩者生活質量上的差別就在於出門以後的環境差異，在於地鐵、公交、空氣、飲用水，在於自然災害來臨時的應對能力。實際上，切實解決百姓需求，就是中國經濟新一輪的增長點。
我們一直靠政府舉債、借錢去大量投資公共建設。盡管這些公共建設對提高百姓生活質量很有幫助，但是由於政府沒有進行商業推廣，因此會潛在地形成一個不良債務。從長遠上講，需要地方政府的投資、融資、行為方式上發生改變，讓地方政府把一部分的公共建設進行民營化，把一部分表麵上看難有商業回報的項目想辦法改造成具有一定商業回報的項目。比如地鐵建設，我們完全可以學香港，把地鐵上蓋交給地鐵公司來做，把本來虧本或微利的地鐵交通變成通過上蓋及地下各種商業投資項目回報來補充。
上述這些方法都是一些偏長期的工作。短期內我們能做的就是防範公共債務的風險在金融體係裏麵蔓延。
首先，我們必須要清理信托產品，必須跟社會講清楚信托產品是有風險的。光靠政府和媒體是沒用的，我們必須找出一兩個信托產品，真正讓它破產重組，讓相關方、投資者受到一定的損失。當然這個損失不能夠太大，是要可控的，通過這種方式逐步讓市場知道信托產品有風險。
其次就是對銀行業進行改革。我們把現在的銀行形容為“恐龍”，光吃不拉，身體虛胖。銀行的資產現在已經占到GDP比例的250%以上，大量的資產都呆滯在銀行內部，這其中包括了很多優質資產，比如多達10萬億以上的房屋貸款。這些房屋貸款存在銀行手中呆滯不動，還要增加資本金。我們要從資產證券化入手，通過合理的方式避免不合理的資產證券化，把銀行手中的一部分資產，尤其是房屋貸款有序、合理、部分地打包轉移到債券市場，讓銀行輕裝前進，化解銀行自身的風險。
李稻葵說，1塊錢的房屋貸款，打包到債券市場的話，輕易就能獲得1.1元的市場票麵價值。通過銀行這種改革，可以讓我們的債券市場做大。債券市場做大後，就能夠更好地把一部分外資熱錢引入到我們的金融市場上來。這時，資本賬戶的開放也可以更加膽子大一點，百姓也可以有一部分資金出國。如果這個對流形成的話，人民幣彙率的升值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控製。這就讓我們的產業在未來一段時間能夠獲得一個比較好的外部環境，而不是不斷受到彙率升值的困擾。
（易飛）
應力求地方問題當地解決
在新近的《新華日報》上，張千帆發文就棘手的上訪問題發表了看法。
張千帆認為，要從根子上解決上訪怪相，還是必須從體製上改變這個“上”字，從自上而下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
上訪體製衍生出來的種種怪象，甚至成為一個產業鏈條，多個主體在其中博弈，有其深刻製度根源。一方麵，與自上而下的監督模式一脈相承，上訪的獨特之處正在於“上”字。老百姓在當地解決不了問題，因而不得不向上級領導直至中央反映冤屈。另一方麵，中國實行自上而下的政績管理體製，官員唯上不唯下，從而造成種種欺下瞞上現象。
近年來，中央出台了一係列初衷良好的措施，但是在自上而下大體製不變的環境下，在地方執行過程中遭到嚴重扭曲。歸根結底，由“接訪”變“截訪”甚至信訪產業鏈條的產生，不過是自上而下政績體製的衍生物而已。顯然，自上而下政績管理體製下的地方政府不僅會產生種種催生上訪的事由，而且會麵臨巨大的“截訪”壓力。信訪案件數目是上級政府考察下級的一個主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