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傑）
烏克蘭人的歐洲夢及其困境
2014年5月8日的《倫敦書評》上刊載了斯拉沃熱·齊澤克的文章：《人麵野蠻》，在文章中，齊澤克對烏克蘭局勢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齊澤克指出，烏克蘭危機持續至今，整個歐洲新法西斯右派（法國、匈牙利、意大利、塞爾維亞）都堅定地支持俄羅斯，而這無疑使得俄羅斯針對克裏米亞全民公決的聲明——這是在俄羅斯民主與烏克蘭法西斯主義之間的抉擇——成為謊言。發生在烏克蘭的事件——推翻了亞努科維奇及其黨羽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應該被理解為對於普金所援引的所謂“新俄羅斯”這一帝國主義傳統的抗爭。烏克蘭政府決定優先發展與俄羅斯的良好關係，而不是加入歐盟，這引發了人們的大規模抗議。對此，許多反帝國主義的左派人士為烏克蘭人民感到痛心疾首：他們還在將歐洲理想化，這是多麼傻啊，他們難道看不到加入歐盟隻會使得烏克蘭成為西歐的經濟殖民地，就如同希臘那樣嗎？但齊澤克認為，烏克蘭人民當然並不是看不清歐盟的現實，對於其中的麻煩和不一致，他們完全明白：他們想要傳遞的信息隻是，他們自己的情況要更糟。
但在這裏，事情就迅速變得複雜：烏克蘭抗議者所指涉的“歐洲”，究竟意味著什麼？它不能被化約為某個簡單的理念：它包括了民族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因素，但它同時也包括平等中的自由這一理念，此乃歐洲對於全球政治想象的獨特貢獻，盡管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歐洲的機構和市民所背叛。因此，我們既可以從其解放性的普遍主義，也可以從其黑暗的仇外心理來理解歐洲。
說到歐洲的排外，齊澤克認為，烏克蘭民族主義右派就是如今從巴爾幹到斯堪的納維亞、從美國到以色列、從中非到印度等國家和地區境況中的一例：民族與宗教激情大爆發，而啟蒙價值漸行漸遠。這些激情一直都在，處於潛伏狀態；其“新穎”之處，就在於人們展示它們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赤裸裸的不以為恥。齊澤克特別提到了今天歐洲的反移民民粹主義，他認為該民粹主義已經用有著人麵的野蠻取代了直接的野蠻，它導致了從“愛你的鄰舍”這一基督教倫理，向異教徒愛部族勝過野蠻他者的退卻——如今有些人是如此愛護人類尊嚴，以至於他們準備用使得酷刑合法化的方式來對其加以捍衛。另一方麵，主流的自由主義者總是告訴我們，基本的民主價值正受到來自民族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威脅，我們應該團結在自由主義—民主的議程之下，挽救我們能挽救的、將更為激進的社會變革夢想放到一邊。但在齊澤克看來，自由主義與原教旨主義，其實正構成了某種邪惡的循環：正是出口自由主義這一具有侵略性的嚐試，才逼迫原教旨主義猛烈反擊並捍衛自身。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霍克海默1930年代對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說的話，依然適用於今日：那些不想批評自由主義民主的人，也應該在宗教原教旨主義問題上閉嘴。
那麼，烏克蘭的自由主義—民主歐洲夢的命運又將如何？齊澤克認為，問題不在於烏克蘭是否配得上歐洲、是否有足夠的資格進入歐盟——真正的問題在於，今天的歐洲能否滿足烏克蘭的強烈願望。有些政治評論家認為，在與俄羅斯的衝突中，歐洲對於烏克蘭的支持還不夠，但還有另外一種支持更為明顯的缺席：對於能夠打破僵局的任何可行策略的建言獻策。歐洲無法給出這樣的策略，除非它使其解放性的曆史核心再度複活。不是烏克蘭應該向歐洲學習：而是歐洲應該學著不要辜負調動起了烏克蘭抗議者們的那些夢想。受到了驚嚇的自由主義們應該學到的教訓是，在今天，唯有更為激進的左翼，才能拯救自由主義遺產中那些值得拯救的部分。
就此而言，真正的鬥爭——為爭取一個新烏克蘭的鬥爭——才剛剛開始。否則，我們所能得到的，隻能是受到寡頭操控的民族主義激情的互相衝突，而對於真正的解放政治來說，此類地緣政治遊戲毫無益處可言。
（方達）
“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意義
2014年5月1日，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其個人網上發表了題為《新薩帕塔：二十年後》的文章，對墨西哥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做出了評論。
2014年1月1日，“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為自己在恰帕斯州的起義進行了二十周年的紀念慶典。4月，通過“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官方渠道，副司令摩西發表了關於“針對遺忘的戰爭”的社論，他指出，在僅僅十九年的時間裏，“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就已對過去五百二十年間試圖壓迫當地人民的罪惡體製加以了“遏製”。
那麼，“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成就是什麼？在何種程度上，它可以被看作是成功？沃勒斯坦指出，不僅世界上的右派，左派的某些分支也認為該運動對於向帝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抗爭來說無足輕重。評論家們問道：他們做成了什麼呢？他們的行為不就是一場公關秀嗎？
但在沃勒斯坦看來，這樣的批評完全不得要領。“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成績斐然，這表現在，麵對二十年來急於將其消滅的墨西哥軍隊，“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存活了下來。它之所以能夠使政府軍陷入困境，除了軍事上的英勇，更多的原因還在於其在政治上的力量——這既包括內部與恰帕斯人民的關係，也包括外部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關係。正是這種力量，使得政府軍的進攻，最多不過成了對其自治社群邊境的騷擾。
1994年1月1日，“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興起，其向墨西哥和世界傳遞的信息是什麼？沃勒斯坦認為，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第一，它想要贏回當地被壓迫人民的尊嚴，方法就是換由當地人自己集體而民主地管理自己的社群。第二，它申明自己並無意於奪取墨西哥的國家政權，因為在它看來，那不過是用一種壓迫者取代了另一種壓迫者。相反，它要求墨西哥政府正式、誠摯地承認其自治權。第三，它選擇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的當日發動起義，這表明它對美國在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扮演的帝國主義角色的拒斥。第四，它聲稱自己的鬥爭絕不僅僅局限於恰帕斯一地，而是支持全世界所有被壓迫階級和人民的鬥爭：它在恰帕斯召開的所謂“星際會議”不輕易拒絕外人參與其中，強調的就是這一點。第五，它試圖通過“本土國民大會”將這些觀點傳遞到墨西哥其他被壓迫人民那裏。
沃勒斯坦認為，“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影響以及蘇聯的崩潰，都使得世界上的右派可以誇口說現在的世界體係將萬世永存。而薩帕塔卻在提醒他們（以及實際上的左派），替代性的方案，相對於更為民主、平等的世界，是確實存在的。1994年1月1日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為1999年西雅圖抗議運動的成功、2001年“世界社會論壇”的建立，以及現今的所謂“全球正義運動”打下了基礎。而對於任何相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人來說，生命不息，戰鬥就將不止，就如“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一樣。
（南玲）
學術會議的儀式化
在近期的《上海采風》上，羅誌田就學術會議的儀式化發表了批評性看法。
今日各類學術程式中，學術會議的確是一個重要成分，現在幾乎已到沒有學術會議就不是完整“學術”的程度了（如有的曆史係就曾規定研究生不參加一次學術會議不能畢業）。在一些重要的科研單位，每到年底，可謂放眼皆是學術會議（因為當年開會的任務要完成，當年的經費也要用完）。
而學術會議本身，也越來越儀式化。不僅前述的報告和問答逐漸行禮如儀，其他很多方麵，也往往帶有“計劃學術”的味道。即使在長期推行市場經濟的社會，學術會議也已是有計劃地進行。像我們這樣曾經曆過計劃經濟的地方，“計劃學術”的味道就更濃厚。其特點是有係統而且“完整”，但也因此變得封閉而不開放。
羅誌田說，自己也曾辦過幾次專題性的學術小會，但很快就歇手而不複敢於問津。蓋除了無數多的繁文縟節外，最大的苦惱是最適合這一專題的學者不易聚攏，而有些幾乎未曾做過這方麵研究的人又千方百計想要來（估計也是要完成開會的任務）。一旦參會的人稍多，就不得不壓縮每個人報告和評論的時間，結果就連行禮如儀也須濃縮進行。外國的學術會議報告後的提問常常是一問一答，我們如今多數時候已改為眾問一答，且常因時間不夠而可以選答。
有些級別高的學術會議往往還要“審查論文”，合格者方能入選。看似非常認真而且尊重學術，然而在學理上卻有些問題：不論什麼層級的辦會者，都不可能樣樣通而又研究精深，他們怎樣“審查”自己並不十分了解的學術論文，尤其是那些具有突破性的論文？若送來的論文都是辦會者學力所能及，足以準確判斷，則其是否居於學術前沿，便很成疑問。這樣的論文，其報告和討論不流於形式，還能怎樣？且實際的“審查”，又往往別有所重，並不僅限於學問。
如果說“審查論文”是我們的“特色”，別處的選擇也未必充分開放。一篇報告或一個發言的重要與否，往往已經前定了；尤其是所謂的主題演講，報告尚未進行，其價值通常是由學人已確立的學術地位所決定的。這更多是一種榮譽，意味著對報告者既存研究的承認（在外國，這類承認的重要性不亞於獲獎）。但即使高端學者，也很難短期內連續發表真有價值的學術報告。於是在學術會議頻密的時代，較有成就的學者已甚感難以應付接二連三的主題演講，而真能寫出好論文的年輕人可能連在會議上發言的機會都沒有。
羅誌田最後說，現在凡說話便易生誤解，因此必須申明：我並不反對開辦學術會議，估計以後還不得不參會甚或參與辦會。但真心希望我們不是為開會而開會，而是為學術開會；並能大幅延長評論，特別是問答的時間，充分實現研討這一開會目的；同時盡可能唯文是取，更多向努力於一線的青年學者開放。
（陳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