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毛體”的運用也較為廣泛。“毛體”主要指毛主席手跡，不是印刷字體，毛主席書法具有鮮明個性，題詞、語錄成為其書寫重要內容，因此也被當作毛主席元素中的重要內容，此不贅述。概而言之，無論是體現了毛主席形象的“像”和“像章”，還是承載了毛澤東思想的“語錄”、“紅寶書”和“毛體”，作為“‘文革’時代性背景因素”中最具辨識度的因素，“毛主席元素”對“文革”“典型環境”的營構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對“典型人物”塑造而言，這一元素的出現，直接對接了人物命運，解決了人物成長內在動力問題。
除了“毛主席元素”為代表的“‘文革’時代性背景因素”外，“文革”連環畫中，根據表現的題材，同樣形成了工農業（包括知青上山下鄉）具體場景的背景元素，“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最為典型，並直接衍生了代表性的“大慶元素”和“大寨元素”。隨著大慶油田的開發，王進喜作為“鐵人”精神代表，成為“文革”期間工業領域的形象和精神象征。可以說，在工業場景的描繪上，對其表現幾乎都以“大慶元素”為藍本，背景的鐵塔、高高的煉油塔、冒煙的火車、使用的鐵鍬成為常見表現對象，加上孩子們朝氣蓬勃的臉龐以及陽光、紅旗的映襯，共同完成了工業象征畫麵中政治意義的承載。在典型的工業題材連環畫《“一二五”讚歌》中，類似的場景經常出現，如上冊所展現的高高鐵塔、忙碌不停的吊車、工地上奔波的工人，還有頭戴安全帽、手持指揮旗的工人老大哥，無不營構了“文革”獨有的工業氣息和氛圍。有意思的是，“文革”期間出版的科普類連環畫，從另一個側麵展現了工業題材基本要素，如上海市勞動局革命委員會勞動保護組編的《建築工程安全生產》、《工廠企業安全用電》、《汽車運輸安全》、《鋼鐵冶煉軋製安全生產》、《起重輸送機械安全生產》、《工業鍋爐安全運行》，盡管目的在於傳播工業領域的基礎科學知識，但對工業因素的表現和故事性連環畫並無差別。在“工業學大慶”的整體語境下，《“一二五”讚歌》、《大戰氣老虎》、《造船工人誌氣高》、《煤海》、《海港工人的創舉》等一係列工業題材連環畫的出現，構成了“文革”期間工業敘事的重要內容，鐵塔、井架、電線、火車頭、鑽機、輪船、廠房、鐵錘、鐵鍬等構成了工業題材背景表現的基本要素。和“工業學大慶”對應，農業題材背景表現則以“農業學大寨”為母本。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文革”以前“農業學大寨”就已展開得轟轟烈烈，並且出現了專門表現“大寨題材”的連環畫，因此，在農業背景基本元素上，“文革”前畫麵敘述奠定了“文革”“大寨敘事”的基礎。以《大寨英雄譜》為例，盡管出版於1965年，但從封麵看，層層梯田、威武的高山、巨大的石頭、勞作的人群、以陳永貴為核心的英雄群像基本構成了“大寨敘事”的基本場景。到“文革”期間，主要要素並未太多改變，不過增加了一些新內容，諸如招展的紅旗和“農業學大寨”標語。隨著“農業學大寨”“文革”期間的升溫，一係列表現農業題材的連環畫紛紛出現，並在場景表現上呈現出了驚人的相似性。整體而言，大寨田成為最明顯的標誌，此外，拖拉機、抽水機、鐵錘、鋤頭、扁擔等農用工具也成為常見內容。整體而言，如果說，“毛主席元素”最能凸顯“文革”期間的政治生活氛圍，那麼，“工業學大慶”與“農業學大寨”作為政治生活以外最具代表性的工農業生產活動，毫無疑問從更為具體的角度營構了“文革”的重要場景，兩者的配合和交融，共同完成了對“文革”整體性背景因素的表現，為“典型環境”的呈現奠定了基調。
如果說，以上列舉的“毛主席元素”和“工農業具體場景元素”更多側重於整體背景，重在氣氛營構，主要為人物出場提供了布景。那麼相對“英雄人物塑造”這一“文革”敘事藝術的終極目標而言，如何凸顯人物成長的裂變就成為“文革”“典型環境”麵臨的一個現實問題。而要合乎邏輯地解決這個問題，“偶發性的極端環境因素”就成為必然，這是因為在凡人成長過程中，相比正常的勞動、鬥爭生活，“偶發性的極端環境因素”往往更能考驗人的意誌，更能通過環境的渲染突出凡人的英雄品格。事實上，很多時候英雄與凡人的差別也主要體現在能否經受極端環境的嚴酷考驗。依據“文革”連環畫的敘事邏輯，也隻有通過“偶發性的極端環境因素”，毛澤東思想作為凡人轉變的根本動力才能獲得表現的空間，兩者的合一，才是凡人精神世界發生裂變並獲得英雄品格的最終途徑。總體說來，“偶發性的極端環境因素”主要有“氣候”和“突發危險場景”，氣候方麵，包括暴風、暴雨、暴雪、幹旱、水災等；突發危險場景則有爆炸、電災或火災，其中“水災”和“火災”最為常見，下麵分而述之。
“文革”連環畫中，“水災”在人物成長過程中成為常見的偶發性極端環境要素，很多英雄的成長都離不開這一環節的考驗。在《集體主義英雄邱少雲》中，盡管表現的重點是經受火災的考驗，為了突出他英雄的一麵，同樣設置了山洪暴發時邱少雲跳入水中撈農具的場景。在一些體現幹部先進性的情節中，“水災”同樣成為最常見的突發性背景，上文提到《青春火花》中支部書記吳慶生帶領同誌們跳進決堤的水中一幕，就極為典型。一些表現英雄集體的連環畫，也通過水災的場景表現堅貞的革命氣節，《團結勝利的凱歌》中戰士們縱深跳入冰浪中，築成一道堅固的人牆堪為代表。可以說，這些情況下的“水災”場景主要凸顯了人物的優秀品德，並未對人物生命安全構成威脅，因此，無論此時“水災”多麼凶險、惡劣，人的力量一定可以戰勝它的淫威，並獲得勝利。另外一種情況是，“水災”總是作為個體命運的轉折點而出現，並對序列推進過程產生根本影響，人的肉體生命和環境之間的對立、緊張達到極致，在個體和環境的較量中，最後總是以“人”被“水”吞噬作為結局，“水災”作為人遭遇的對立麵，起到了提升個體生命價值的媒介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金訓華的英雄故事》和《黃山青鬆映丹心》。在《金訓華的英雄故事》中，金訓華和洪水搏鬥的場景得到了充分表現，盡管情況凶險，但他高舉雙手，將個體的渺小置於無邊的洪水中，精神的強大卻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金訓華一次次和洪水搏鬥的過程，對極端氣候所致的“水災”與個體犧牲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揭示：如果能夠為集體利益奉獻生命，哪怕並未挽回集體損失，這種犧牲因為照亮了英雄內心的“一心為公”的精神，同樣具有崇高的意義和超越性的生命價值。陳逸飛曾談到：“在背景的渲染展開時，我們描繪了咆哮的巨浪、洶湧的漩渦，但更注意努力刻畫英雄一往無前、壓倒激流的精神麵貌。這樣險惡的環境就能反襯出金訓華同誌明知風浪險、偏向風浪衝的無產階級革命英雄氣概。”《黃山青鬆映丹心》根據1969年《解放日報》關於上海市黃山茶林場的11名上海知青為搶救國家財產犧牲洪水中的消息改編。知青畫家劉柏榮先後創作了組畫《黃山青鬆映丹心》，關於“洪水”和“英雄”的關係，劉柏榮曾這樣表述：“洪水雖然惡浪滔滔，奔騰洶湧，但在我們的英雄麵前它是‘失敗者’，英雄戰勝了‘敵人’，這是事物的本質。所以畫洪水是為了表現英雄，是為了刻畫和烘托英雄的形象和精神氣質服務的。洪水處理得好不好，表現得恰不恰當，對主題的表現及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是很有關係的。”由此可見，“人”和“水”的關係，即“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無論多麼凶險的水情，在紅寶書、紅旗、毛澤東畫像的襯托下，血肉之軀的人體，總能在萬能、無窮的精神力量中，獲得強大的心理支撐，並獲得最終的勝利，“人牆”和水浪之間的對比，凸顯了英雄和災難之間的較量。
除了“水災”，“火災”也是突發危險場景中的常見因素。和“水災”一樣，在英雄人物成長過程中，“火災”也經常成為凸顯人物英雄品格的重要媒介。在《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英雄“鐵人”王進喜》中，王進喜英雄形象的塑造，本來主要依賴其鐵人精神，但鐵人精神如何建構，則要通過各類考驗來實現。這樣，麵對井噴失火的危急情況，為避免井口隨時被炸沉陷，王進喜衝進火海就成為一種必然。很明顯，此時“火災”的設置盡管承擔了人物成長的功能，但尚不能對人物命運產生根本製約，在序列推進中，經受“火災”考驗卻沒有承擔人物成長過程中的主要功能。到《集體主義的英雄邱少雲》中，“火災”就承載了“主要功能”的一切作用，在很長篇幅中，重點再現了英雄經受嚴酷“火災”的過程中肉體和精神、意誌和考驗之間的搏鬥。在這一常人根本無法忍受的災難中，正是憑借毛主席的偉大教導，以及劉胡蘭、董存瑞、楊根思傳遞的精神力量，邱少雲才得以超越肉體忍耐的極限，戰勝火災的淫威，保全了集體利益。盡管壯烈犧牲，但犧牲畫麵中熊熊烈火伴隨的太陽光芒，卻暗示個體生命獲得了超越性的永恒意義。對金訓華和邱少雲而言，無論“水災”還是“火災”，盡管個體麵臨的具體考驗不同，但兩者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凸顯毛澤東思想照耀下，人的精神、意誌可以超越肉體的極限，凡人可以裂變為英雄，從而最終實現英雄人物建構的敘事目的。說到底，無論是“時代性背景因素”中“毛澤東元素”、“工農業具體場景元素”，還是“偶發性的極端環境因素”中的“水災”或“火災”，都是營造“典型環境”的重要手段和依托，最終目的還是為塑造“典型人物”服務。畢竟，“社會主義的連環畫創作的背景處理，必須堅決貫徹為突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突出為革命政治內容服務的創作原則，決不要為畫景而畫景”。歸根結底，“典型環境”還是為“典型人物”服務，而兩者的共同配合，不過是為了更充分地敘述“文革”“階級鬥爭”的母題。這樣看來，通過對“文革”連環畫“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的功能性要素列舉，可以發現正是其模式化的因素和本質化的敘述，從根本上決定了“文革”美術簡單、粗暴的審美氣質。
黃燈，學者，現居廣州。曾在本刊發表《今夜我回到工廠》、《對照童年》、《破碎的圖景：時代巨輪下的卑微敘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