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藍色》對“荒誕”的認知與對“自由”的實現
藝術
作者：張衝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被稱為“深紫色的敘事思想家”、“電影詩人”，但他自認為是“樸素的、地方性的”導演。一個導演的知識結構決定了他個人視野內所關注的事物與獨特的角度，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談基耶斯洛夫斯基》中，他說：“生命裏很多事都是由當你還是個孩子時在早餐桌上打你手背的那個人決定的，指的就是你父親、你祖母、你曾祖父、你的家庭背景，那是很重要的。那個在你四歲時因為調皮而打你手背的人，往後幾年會在你床前或是聖誕節送禮物的時候，給你第一本書，那些書將塑造你的人格——至少，我的人格就是那麼開始形成的。它們教了我一些事，讓我對某些事情特別敏感。那些我曾經讀過的書，尤其是我在孩提時代讀過的書，使我變成了今天的我。”孩提時代的基耶斯洛夫斯基體質虛弱，常常躺在陽台上呼吸新鮮空氣，從那時他便開始閱讀加繆、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了。他瘦弱的父親由於身體緣故要在不同的療養院之間遊走，全家四處搬遷，幼小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敏感、憂鬱而又細膩。他日後的電影創作中無論是對意識形態與人的尊嚴的關注，還是對形而上學的思考，都具有孩提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種種特征。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經說過他寧可看書也不去電影院，生活和文學是他創作的重要靈感，在回答什麼人對他影響較大這個問題時，他說出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馬斯·曼、卡夫卡和加繆四人的名字。加繆作為存在主義哲學思想重鎮，他所關注的某些問題對基耶斯洛夫斯基影響頗深，從電影《藍色》可以略窺豹斑。《藍色》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係列之一，三色象征自由、平等、博愛，分別由藍色、白色和紅色代表。基耶斯洛夫斯基說《藍色》這部電影講述的是：“……個人自由的領域，我們離感情能有多遠？愛是囚牢還是自由？”在涉及到電影講述方法時，他說：“有某種知覺或感覺的人，一些有魅力的人。這不一定非通過對比來表現。”他還說在他的電影中“通常是最重要的事情發生在幕後，你看不見它。它可能體現在演員的表演中，也可能不在其中；你可能感覺得到，也可能感覺不到。”這些看不見的幕後事情，是指存在於世俗生活現象下的神秘主義、荒誕、自由等。在《藍色》中諸多元素交織纏繞在一起，基耶斯洛夫斯基運用修辭手段突出神秘、荒誕，以及藍色“自由”的存在，展示女主人公向“自由”過渡的進程。
通過幾種修辭格對“自由”的演繹
修辭學是許多西方導演早年間習得的課程之一，詩歌創作也是一些導演所經曆過的事實。基耶斯洛夫斯基進入由當時的先鋒藝術家創立的洛茲電影學校前在一家劇院工作，其間進行詩歌創作，這對他日後的電影導演工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曾說在他的影片中他“並不直接表述他所要表述的事物，而是通過一些間接的方式來實現它，……事情很少是直接說出來的”。他在電影中的表述手法與詩歌的表述手法不謀而合，在他所運用的修辭格中，有隱喻、象征、對比、排比、反複等，其中運用得較多的是排比、反複、隱喻與象征。在修辭中，排比具有展示與強調的作用。“三”在電影中是一個比較有用的數字，具有排比或反複的修辭效果。一個人物或道具在第一次出現完成“展示”的作用，第二次出現凸顯“強調”，第三次出現時有目的的內容要被陳述，意味著故事的突轉或作者的結論即將出現。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中，這種修辭手法隨處可見，人物與動作的作用一次比一次更加突出，目的更強烈，對情節以及情節的定位推波助瀾，逐漸達到激勵事件的頂點。《藍色》中多個次要人物與道具比較規範地出場（或潛出場）三次，有吹短笛的男人、朱莉母親、青年安東尼、性表演者露西婭、丈夫的情人、女兒的藍燈、十字架、床墊等。在每一次“三”中按照展示、強調與結論的順序完成預設的任務，即主要人物由“不自由”向“自由”的過渡。
吹短笛的男人在影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導演也將存在主義命題的論述放置到了此角色上。吹短笛的男人第一次出現時是出現在朱莉的關注中，沒有台詞，隻是展示了他的存在，朱莉安靜地看著他，這個男人身上曾停留過丈夫的目光，作曲家丈夫也曾經從這個來自民間的流浪藝人身上汲取過靈感，此刻的朱莉雖然拒絕回憶，但她的潛意識卻戰勝了她的意誌，她來到了和丈夫常常光顧的咖啡館。這一組鏡頭呈現的不多，但幕後的所指頗多：1、朱莉的拒絕回憶無法真正實現；2、高雅藝術來源於民間藝術；3、人的潛意識無法抗拒等。吹短笛的男人第二次出現的時候，是朱莉發現他病了上前探尋：“生病了？你還好吧？”吹短笛的男人躺在那裏露出了羞澀的笑容，並攏了攏自己裝短笛的盒子，同時說道：“人總得留著些東西。”這些給了朱莉一定的啟示，人不能拒絕所有，勢必要留有東西，記憶也好，選擇也好，人無法逃避時間留下的痕跡。此時的朱莉正在以逃避與拒絕的方式進行選擇，拒絕回憶、拒絕以前、拒絕工作、拒絕肉體上的愛、拒絕宗教的救贖等等。伴隨著導演對朱莉承受能力的砝碼的加重，朱莉第三次看見了吹短笛的男人，他被好心人從醫院送了回來，他的短笛還在，朱莉走上前去問他：“為什麼知道這曲子？”吹短笛的人回答：“我創作各種音樂，我喜歡演奏。”這就是他的選擇，他的選擇證實了他存在的意義，他自為的存在的意義是為了向人普遍的自在存在接近，朱莉受到了莫大的啟發。在選擇過程中，物質上似乎不富有的吹短笛的人實現了自己的自由。朱莉獲得啟示後決定開始麵對殘酷而荒謬的世界，並以積極主動的態度開始工作，開始創作音樂，向自由、幸福靠近。
《藍色》從存在的角度討論了血緣關係。住在療養院裏的母親作為唯一與朱莉有血緣關係的親人出現了三次，母親的三次出場昭示了朱莉從“不自由”向“自由”過渡的進程。母親第一次潛出場在飛利浦的可視電話中，她參加朱莉丈夫與女兒的葬禮。第二次出場是朱莉有了難題，當朱莉發現了儲物間內的母老鼠與一窩小老鼠時，這個荒誕的世界不斷地給剛剛失去丈夫、女兒的她增加痛苦的、荒誕的砝碼，麵對荒誕和痛苦，她是拒絕逃避還是直接麵對，導演在完成朱莉這個“西西弗斯”式的英雄的時候，他要朱莉自己選擇。影片發展到這個階段時，不同以前，朱莉麵對這窩老鼠，沒有像之前那樣選擇逃避與拒絕，而是選擇了到療養院去尋找母親、尋求幫助，走出了她之前隔絕的自閉狀態，主動地去尋求幫助。可患上老年癡呆症的母親似是而非的話語讓朱莉隻能自己選擇自己麵對——她借鄰居的貓來處理那窩老鼠。
在療養院與母親對話的這場戲，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場戲，基耶斯洛夫斯基將很多問題展示出來：其一，朱莉身份與倫理的血緣關係問題。朱莉的母親無法辨認朱莉的身份，朱莉一會兒是她的妹妹、一會兒是她的女兒，身份的混淆，使得她的判斷也具有歧義，使得語義產生了多元效果。
母親：瑪莉·凡絲。
朱莉：是我，朱莉。
母親：啊，朱莉，進來。
母親：他們告訴我你死了，氣色很好，很年輕，總是那麼年輕，都三十歲了，小的時候……
朱莉：母親，我是你女兒，不是你妹妹，我今年三十三歲。
母親：我知道，我知道，開玩笑的。
朱莉母親第三次出現是在朱莉與她丈夫已經懷孕的情人見麵後，離開那個也還優秀的女人後，朱莉內心洶湧，決定找在療養院的母親傾訴，她在窗外俯視著房間裏看電視的母親，這個時候電視畫麵是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高空的鋼絲上，象征朱莉意識到了自己的處境——人人都是在人生中獨自走鋼絲，也意識到了自己存在的荒誕，隻能勇敢地獨自承擔與麵對。她離開了，沒有進到房間裏去向母親傾訴或求救。此時，她正逐漸向“自由”靠近，她對樂感的控製也隨著對自我認知與自由的逐漸顯現變得自如。當她無法擺脫“愛”的桎梏、沒有意識荒誕的時候，樂感是她想拒絕又無法拒絕掉的潛意識，即使是在遊泳池的水中也一樣，而當她逐漸變得自由的時候，樂感的出現與否在於她是否自由，這樣朱莉在實現自由的過程中，正在以自己的勇敢體會著自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