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再有個法國的情婦。”作為一名遊走於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學者和文學家，林語堂的英語學習法自有其特點，樸樸素素、簡簡單單地總結起來，就是注重口語訓練。林語堂認為學英語必須有全句的觀念，“不能專念於單字。學時須把全句語法、語音及腔調整個讀出來”；“口講必須重疊練習”，使“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順口。到了順口之時，英文句法已在不知不覺之間學來，比寫作時算什麼主格賓格強得多了”；“口講的話都是自自然然說出來的，少有堆砌奇字、矯揉造作之弊，因為口講應答之間，不容你刻意求工”。
對於滬上小姐張愛玲來說，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斷地把自己的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並盡量避免重複的詞句。反反複複，英語水平就會大有提高。
商人：英漢夾雜 “洋涇浜”語
當中國人在地球的一端搖頭晃腦地背誦著“How do you do”時，地球的另一端，美國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漸淡出美國人的口語，Chinglish竟成了一時的風尚。其實，這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英語，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國商人的口齒間。
自《五口通商章程》簽訂後，中國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開放。一時間，外商雲集，僅上海一地，剛剛開埠一個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貿易量的不斷攀升，讓中國各地的商販們趨之若鶩。
然而，由於精通商貿英語的外事人才緊缺，也為了能順利躋身上流社會，商人們不得不硬著頭皮自己學起了英語。在與外商交談時，連估帶猜、中英夾雜，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混合語。因為當時上海的商業機構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涇浜的兩岸，於是人們把這種“四不像”似的語言稱為“洋涇浜英語”。
商人們說的洋涇浜英語中有著深刻的漢語烙印，姚公鶴先生就曾說過：“洋涇浜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文法出之也。”“洋涇浜”英語把rice（大米）說成lice，把fish（魚）說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說起整句話來，現代的人估計更是摸不著頭腦，曾有一位年輕的先生去拜訪兩位女士，中國仆人很嚴肅地告訴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那兩位姑娘您現在一個都不能見。年齡大的一位正在樓上洗澡，年齡小的一位不在家，請您趕緊走開，趕緊走開）。
即便如此，但千萬別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是下裏巴人的專利。董橋先生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聽到鄰座有人很謙虛地對他的茶友說：“我隻會說洋涇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聲說：“他也配？”哈哈，可見正宗的洋涇浜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專用語！
當然，“洋涇浜英語”並非上海特有，在廣州、澳門、哈爾濱、台灣等地也出現了漢語與當地通行外語相結合的洋涇浜語。1949年之後，中國各地相繼解放。在上海，洋涇浜英語也喪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曆史舞台。但不要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此絕種，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點“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涇浜”。當然，你很快還會在英語中見到dama（大媽）與tuhao（土豪）。
（碧雲天薦自《國家人文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