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最早怎樣學英語
往事
作者：蔣波
清末以來，英語學習在基礎教育階段中的地位越來越突顯，另一方麵，加強母語教育、減少英語學習負擔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香港在大學推廣英語教學，北京將縮減高考英語的分值。學還是不學？抑或是怎麼學？
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大英帝國特使——馬戛爾尼伯爵曾奉命覲見乾隆皇帝，請求互通商貿，卻吃了閉門羹，無奈悻悻而返。走時，馬戛爾尼拋出一句狠話：“中國至少在過去150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失望與諷刺之情溢於言表，果不其然，半個世紀後，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人終於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英吉利的商品、貨物和資本像潮水一樣湧入中國。隨之而來的當然還有英語。
皇族：九五之尊 “壓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與保守，讓世人詬病不已。但在大清國二百多年的基業中，有2.5位皇帝曾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歐羅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積貧積弱的國運中試圖通過“戊戌變法”來扭轉時局的光緒皇帝，剩下的半個皇帝就是“亡國之君”宣統了。
康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後，於1708年設立“內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文字，以備翻譯”。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華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方編纂的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後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可笑的是，《華夷譯語》沿襲了曆史上漢譯佛經的體例——外文詞條都是以漢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為“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兩個世紀後，康熙的八世孫光緒皇帝就聰明多了。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英語學習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麵都表現出相當的悟性，但口語卻糟糕至極。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很快掀起了學英語的時尚，就連慈禧老佛爺最後也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1917年6月，張勳率領五千辮子兵在北京擁護溥儀複辟。雖然複辟鬧劇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問題卻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李鴻章之子李經邁適時向小朝廷推薦蘇格蘭人莊士敦擔任帝師，教授溥儀英語。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莊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後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莊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麵對法官的英文質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學校：中西並進 “寄托”美國
康熙皇帝設立的四譯館和俄羅斯文館最終成了“擺設”。到了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的翻譯，也可能是在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於這種情況，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請下，率先在京滬穗三地設立了同文館，致力於培養精通外語的高級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京師同文館於1861年首先設立英文館。在英語教學上，直接移植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即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語。低年級的學生往往“淺解辭句、練習句法、翻譯條子”，到了高年級，課程則擴大為“翻譯選編、翻譯公文、練習譯文”等內容。同時，學生還得不斷地翻譯西方書籍，成績顯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