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淘金記
專欄
作者：伊利安·米霍夫
作者為英士（INSEAD）國際商學院院長
一位現任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高管的香港校友曾告訴我，當她來到英士商學院位於法國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校區時，感到非常緊張。因為她發現同桌有的來自葡萄牙、土耳其，有的來自印度、捷克，缺乏主導文化的生活環境讓她突然不知所措。
然而從更長遠的角度看，這種壓力恰恰會迫使她想方設法融入團隊。雖然每位學生都有自己獨特的成長背景，香港人和印度人、捷克人，乃至葡萄牙人在同一個團隊做項目時難免發生摩擦，英士的多元文化氛圍卻能迅速提升其團隊協作精神，讓他們知道這就是現實—你需要和不同的人在一起做生意。
國際化向來是英士發展戰略中的一個關鍵詞，這不僅體現在讀MBA的學生來自多達84 個不同國家，更重要的是在這裏沒有主導文化。美國商學院的學生可能也來自超過50個國家，但多半依舊屬於美國本土。然而在英士，學生國籍最大的比例也僅有10%。
事實上，在今日的時代裏，去除主導文化或許更有利於激發思維創新。英士商學院教授赫爾·葛瑞格森（Hal Gregersen）在著作《創新者的基因》（The Innovator's DNA）中曾提到，一個人若更多地與那些文化、國籍、年齡等有差異的人進行交流，會更具創意。這並非虛言。
如今，幾乎所有人都在談論亞洲的激動人心。而對於商學院來說，英士則是唯一采取多校區授課製度的國際商學院。除了位於法國楓丹白露的歐洲校區外，還有新加坡的亞洲校區和阿聯酋的阿布紮比校區。
分布三大洲的校區組合已成為英士的獨特吸引力。學生可以在楓丹白露和新加坡這兩大校區之間無縫移動，阿布紮比校區也提供一個模塊的課程。事實上，英士高達80%的MBA學生都會選擇多校區的學習體驗。但具體哪個學期在哪個校區上課，以及最後從哪個校區畢業都無需確定，學生會根據自己的需求自由選擇。
上世紀90年代，英士在興建新加坡校區時主要討論的問題是，亞洲經濟在騰飛，許多亞太區的管理者和生意人會有職業發展的培訓需求，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遇。但現在回頭來看，英士對於“亞洲機會”的定義已經發生改變。新加坡校區的成功，反而是因為全球的管理者都有國際化和多樣化的需求。
為此，英士也進行了諸多探索。比如，很多美國和歐洲的商學院都會在亞洲設有辦事處，但卻不可能讓教授們長駐這裏，這的確非常困難。2000年英士新加坡校區落成時，隻有6名教授，我2002年搬來新加坡時，也隻有11人。
雖然在當地招聘教員、開設新課程並非難事，但結果往往是質量不達標。如何才能做到在研究和教學質量上與法國校區標準一致呢？英士為此花費了整整7年時間，才使得兩個校區之間可以無縫遷移。
當年我選擇來到亞洲時，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但沒有風險就不可能有收獲。在亞洲的11年時間裏，我見證了該地區深刻的變革，而我的思維方式與以前相比也大有不同。現在說服教授們來亞洲已不再困難，且情況恰恰相反，很多時候英士要拒絕他們的申請，因為亞洲校區空間有限。
作為第一位常駐亞洲的校長，未來英士的“亞洲機會”首先體現在與更多亞洲企業建立聯係，為他們量身定製高管培訓課程；其次是吸引更多亞洲的學生。20年前英士在MBA招生中沒有來自中國的學生，去年已經達到56名。最後一大重點就是對於新興市場的研究，尤其是中國、印度和東南亞，英士也將更加積極地與當地合作夥伴共建研究機構。
20年前，當英士開始向全球化邁進時，並不知道今日的世界是這樣的格局。但立誌成為全球商業和教育界先驅的夢想，令英士不斷摸索前行。成功的秘密何在呢？我認為是耐心等待、絕不犧牲質量。 （采訪整理|本刊記者 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