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比較研究法。比較研究法是指在一定的概念框架下，對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曆史現象進行對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判別其異同，分析其原因，從而找出某種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的方法。主要分為縱向比較法和橫向比較法，縱向比較法指將不同時期的相似的曆史現象進行比較的方法，橫向比較法隻在同一曆史時期的不同的曆史現象進行比較的方法。在《黨史的發展》中，蔡和森使用了這一方法。蔡和森首先縱向比較了清朝政府前後的信用權力變化來說明中國舊的統治階級的統治狀況。在鴉片戰爭之前，清廷的信用權力很大，人民群眾對清廷還是比較信任的。但自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之後，舊統治階級的政治信用逐漸衰退，最終完全喪失。蔡和森從三個方麵論述了舊統治階級完全喪失政治信用的原因：一是鴉片輸入中國後，中國的現銀逐漸流失。二是人民的賦稅日益加重，人民不堪重負。三是清廷向公行行賄。清廷的政治權威逐漸喪失，農民經濟逐漸破產，兩個階級的鬥爭愈加激烈。蔡和森又橫向比較了中國國民黨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使命。蔡和森分別分析了俄國與中國的革命背景，指出在當時的革命情形下，社會民主黨與國民黨的方法均已無法適應革命形勢，客觀上已要求有新的政黨新的方法來指導革命。在中國，這一重任就落在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蔡和森通過這樣的橫向比較，向我們清晰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曆史上的地位。
4.辯證分析法。辯證分析法即要求實事求是、辯證全麵地看待問題，既肯定成績，也指出不足。在《黨史的發展》中，蔡和森十分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力求全麵地看問題。蔡和森在論述中國政治環境時，辯證地指出：“無論中、法、英、印的共產黨都是一樣的，共同的。但各個政治環境是不同的。”[1]P9蔡和森並沒有片麵地認為一樣的共產黨就擁有一樣的政治背景，他全麵分析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和中國的政治環境，具體闡述了二者之間的異同，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環境是“資產階級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國”[1]P10；還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責任是“不僅負有解放無產階級的責任，並且負有民族革命的責任”[1]P10。他在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方麵，也是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地看問題，不因人廢言、因人廢事。對於陳獨秀，蔡和森在文中批判了他中共三大以來的右傾觀點，但也肯定了他對革命作出的積極貢獻，例如他在上海小沙渡設立的工人補習學校，1920年在上海創立共產主義小組，等等。對於戴季陶，蔡和森在做《黨史的發展》的報告時，戴季陶已經成為國民黨右派，李漢俊也已另組織了社會民主黨，但蔡和森並沒有因此否定他們曾對革命作出的貢獻。共產黨的創建過程中，除了《新青年》外，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所組織的《星期評論》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蔡和森指出：“應工人階級之興起，社會主義思想傳來，戴等受此影響而宣傳社會主義，辦了《星期評論》刊，在當時很受全國學生的歡迎，並結合了一部分先進分子，如李漢俊、沈玄廬、沈仲九（以前亦為我們的同誌，但不久退出了）、施存統、吳明等。”[1]P7蔡和森這種一分為二、實事求是的辯證分析方法，對於我們正確評價曆史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蔡和森黨史研究方法的現實價值
中共黨史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共黨史對於總結黨的曆史經驗、探索黨的建設規律、提高我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有著重要的意義，而研究黨史必須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蔡和森作為黨史研究的第一人，他在《黨史的發展》一文中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對當代中共黨史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啟示。
1.堅持曆史分析法，並從時代發展的高度不斷推陳出新。隻有堅持用曆史分析法來對黨史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隻有如實刻畫黨史人物的思想活動及其特點，我們的黨史才會真實生動，具有說服力和感染力。曆史分析法並不是蔡和森所創造的，但他卻是將此方法運用到中共黨史研究的第一人，從而奠定了中共黨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基礎。黨的曆屆領導核心對黨史的研究都堅持運用並發展了曆史分析法，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客觀評價以及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錯誤的正確分析等，都是科學運用曆史分析方法的體現。在當代黨史研究中，曆史分析方法已成為廣大研究者的共識，但這種共識更多的是思想認識層麵的共識，在具體的運用中往往會出現部分差錯，比如苛求曆史、拔高曆史等，這就要求廣大研究者要堅持做到不能用現在的標準去要求去解釋曆史，不能以個人的好惡去評判曆史人物，要把曆史事件和人物放到其時代背景中去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時代在不斷地發展與進步，隨著黨史研究的深入推進以及我國黨史研究者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的不斷增強，黨史研究在傳統曆史分析法的基礎上不斷推陳出新，形成了從單一化向多元化的轉變，開始廣泛關注和科學運用心態史學法和計量史學法，這兩種方法的運用使得中共黨史的研究更加深刻全麵。中共黨史是各種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因此我們要時刻把握時代脈搏，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在堅持傳統曆史分析法的同時，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以更好地研究黨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有力的幫助。